真是让人意外，原以为张艺谋是西安乡下的农民子弟，没想到一查才发现，人家全家都是妥妥的人上人。

张艺谋那张脸，沟壑纵横，往那一站就像从黄土高坡里走出来的汉子，平日里总穿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点大导演的架子都没有。

再加上他早期拍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老井》，全是土里土气的农村题材，尤其是《老井》里他演的那个农民孙旺泉，黑瘦黑瘦的，连眼神都带着股庄稼人的憨劲儿，谁看了不得说一句 "本色出演"。

这么多年下来，"农民导演" 的标签就焊死在他身上了，连他自己都从来不解释，搞得所有人都默认他就是陕西农村出来的苦孩子。

可事实恰恰相反，往上数三代，老张家就没一个种地的。

张艺谋的祖籍是陕西临潼田市镇，就是出兵马俑的那个地方，他爷爷当年在当地是响当当的大户人家，宅院规模比《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乔家大院只大不小。

更牛的是，老爷子不是土财主，是正儿八经的燕京大学毕业生，放在民国时期那就是顶级知识分子。

后来他怀揣着报国理想去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这位书生县长一拍桌子，自己掏腰包买枪组建剿匪队，想给百姓一个太平日子。

结果就像张艺谋自己调侃的那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文人哪里懂江湖上的弯弯绕，土匪早就收买了剿匪队里的人，行动一败涂地不说，还暴露了张家的家底。

土匪一路追杀到临潼老家，老爷子县长也不当了，带着家人连夜逃到西安避难。土匪追到老家，没抓到人就放了一把火，把张家大院烧了个精光，几代人的积蓄就此灰飞烟灭。

经此一劫，老爷子算是彻底想明白了，乱世之中，光有笔杆子没用，还得有枪杆子。他咬咬牙，把三个儿子全都送进了黄埔军校。

这张家三兄弟，个个都是人物。大伯张秉衡是黄埔九期毕业，后来做到了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1948 年跟着部队去了台湾；

二伯张秉权是黄埔十五期的，思想进步，解放前偷偷谋划着投奔延安，结果被人出卖，惨遭军统杀害；张艺谋的父亲张秉钧排行老三，本来也要上前线打仗，奶奶舍不得小儿子，托关系让他去了后勤部门，当了国民党的少校军需官，好歹不用在前线拼命。

1949 年之后，大伯去了台湾，二伯牺牲了，父亲留在了大陆。

因为有国民党军职背景，张秉钧后来被安排到陕西省农林局工作，月薪六十多块钱，在当年绝对算是中等偏上的收入。

再说张艺谋的母亲张孝友，那也是大家闺秀出身，西安教会学校玫瑰女中的高材生，婚后又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了西安交大二附院的皮肤科主任医师，是西安当地有名的皮肤病专家，八十多岁了还被医院返聘回去坐诊。

这么一算，爷爷是县长 + 燕京大学高材生，两个伯伯都是黄埔军官，父亲是少校军需官，母亲是大医院的主任医生，这配置放在民国时期绝对是标准的上流社会家庭，别说跟农民不沾边，就是在城里人里头也是拔尖的。

那为什么张艺谋从来不提这些，反而给人一种出身贫寒的感觉呢？说穿了就是时代闹的。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不仅不光彩，反而是沉重的包袱。

大伯在台湾，父亲有国民党历史问题，属于 "黑五类" 家庭，张艺谋从小就抬不起头，性格变得特别内向自卑，从来不敢跟人说家里的事。

初中没读完就赶上特殊时期，他下乡到乾县插队三年，后来又被招进咸阳国棉八厂当搬运工，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也正是这段底层经历，让他真正读懂了黄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别人拍农民是体验生活，张艺谋是真真切切从那个环境里摸爬滚打出来的。

他知道庄稼人怎么走路、怎么说话、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镜头里的农民才那么真实，那么有力量。

有意思的是，明明出身书香门第、军人世家，却成了中国最懂农民的导演；明明家底殷实、家世显赫，却一辈子低调朴素，活得像个普通老头。

张艺谋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一件事：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把家世挂在嘴边。

那些张口闭口我爸是谁、我爷爷是谁的，往往自己没什么真本事；而像张艺谋这样，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全靠自己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才是真的牛人。

这么多年过去，大家依然误会他是农民出身，他也懒得解释。对他来说，拍好电影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不是 "人上人"，根本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