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问管仲怎么让国家强起来。管仲的回答，《管子·治国》里记着一句，意思是治国的路子，一定要先让百姓富起来。三百多年后，秦孝公问商鞅同样的问题。《商君书·弱民》开篇写得直白，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一头一尾两句话，同样是变法，同样是让弱国翻身，方向差着一百八十度。
 
齐国在春秋初年，底子说不上多好。地在山东半岛，靠海，滨海之地多盐碱，种粮食收成不高。姜太公封在这儿的时候，就定下过一条方针，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接手齐国相位以后，把这条老路走得更彻底。
 
设九合诸侯的号召之前，先要把家里的账算清。管仲的做法，用今天的话说，是把国家能挣钱的地方都挖出来。齐国靠海，煮盐的成本低，就让百姓煮盐，官府专卖，运到不产盐的诸侯国去卖。铁矿归国家管，铁器打出来官府定价出售。齐国当时用的这套办法，《管子·海王》里有专门的一篇讲盐铁之利，虽然《管子》成书晚，讲的多是齐国相关的经济思路。
 
齐国还有一件事做得早，就是分工。士农工商各归各的居处，工匠住在一块，商人住在一块，父子传业，手艺不容易失传。这在别的诸侯国算得上稀罕。管仲的思路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富，光靠农夫不行，得让各行各业都转起来。
 
税收上他也留了余地。相地而衰征，土地好坏不一样，交的税就不一样。这一条比后来商鞅按顷亩死收要灵活得多。
 
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的时候，齐国已经是当时的头号强国。桓公自己夸过一句，寡人南伐至召陵，西伐大夏，北伐山戎、令支，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话在《史记·齐太公世家》里收着。
 
再往后三百年，秦国轮到了要翻身。
 
秦孝公即位那年，颁了一道求贤令。诏书开头就承认，秦国被中原诸侯当成夷狄看待，不与中国之会盟。商鞅从卫国来，走的是景监的门路，见了孝公三次才把话谈拢。
 
商鞅到秦国的时候，秦国面对的问题跟齐国大不一样。
 
齐国要争的是霸主的名头，用得着诸侯的服气，用得着盟约上的签字。秦国这时候要争的是活下去，往东有魏国压着，河西之地被魏国夺走多年，函谷关还在别人手里。想活下去，得能打仗；想能打仗，得有兵有粮。
 
商鞅的办法，走的是另一条路。
 
《商君书·农战》说得直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种田的和打仗的，是这个国家最要紧的两种人。除了这两种，其他都是次要的。商人被限制，学者被压制，连游侠都算在打击之列。凡是不种田不打仗的营生，都要抽重税。
 
军功爵制推行下去，秦人打仗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价目表。斩甲首一级，赐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爵位分二十级，从公士到彻侯，一层一层往上爬。原本贵族的世袭爵位取消，宗室子弟没有军功的不入宗籍。
 
废井田，开阡陌。这一条动的是老规矩。井田制下土地归国家，百姓耕种。商鞅把井田的田埂彻底拆掉，允许土地买卖。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国家可以按亩数征税，账目一清二楚。土地兼并的口子也就此打开。
 
编户齐民更狠。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他家不告发就连坐。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要分开立户，不分家就双倍出赋。
 
商鞅在秦国搞的这套，用《商君书·靳令》里的话说，就是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让百姓忙于耕战，无暇他顾，也不让百姓有余财、余粮，因为百姓一旦有余，就不肯给国家出力了。
 
弱民不是让民众过得差，是让民众不能自主、不能独立。这话听着别扭，秦法里就是这个逻辑。
 
齐国走的那条路，管仲说过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前半句是仓廪实，前提条件。国家要百姓忠诚可用，先得让他们能吃饱穿暖，剩下来还能有点闲钱。这个逻辑走的是长线。
 
商鞅走的那条路，前提是国家跟民众之间的账要算得干净利落。国家给你田，给你爵位，给你晋升的通道；你交税，你上阵，你告发别人。这是短线，效率极高。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公子们抢位子，霸业衰落。管仲那套东西没能传下去，齐国后来在战国依然是强国，但已经不是那个可以九合诸侯的齐国了。
 
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于市。可他定下的那套东西，秦国照旧用了下去，一用就是一百多年，直到六国被打完。
 
同样是变法，一个把百姓当伙伴，一个把百姓当资源。谁的办法更长久，这个问题《史记》没直接答。司马迁在《商君列传》末尾写了一句，说他读商君开塞耕战之书，与其人行事相类。至于管仲，太史公公开夸过，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一句夸，一句评，态度已经在里头。
 
参考资料：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商君列传、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管子》，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商君书》，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