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26日，孔宪权在娄山关战斗中腿部胯骨连中6发机枪弹。部队后来把他安置在贵州养伤，留下300多块银元和专人照护。15年后，他从报纸上看到杨勇、苏振华的名字，立即写信说明：自己还活着，还能为国家做些工作。

孔宪权当时担任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

战斗打到娄山关南侧黑神庙一带时，他率突击队向敌军阵地进攻，负伤后被抬下阵地接受救治。

由于胯骨受损严重，伤口长期不能愈合，部队用担架抬着他走了两个多星期。

1935年3月29日，队伍到达当时的黔西县岚头街，他已经无法继续行军。

四渡赤水纪念馆公开资料记载，红军对伤病员安置有相应规定，团以上重伤干部确实不能随队时，可留下300块大洋和照护人员，由当地群众掩护。

孔宪权当时只是营级干部，却因伤势过重得到特殊安排。

部队将他安置在宋少前家，留下300多块银元、照护人员和药品清单。普通伤员通常只有10至15块银元，这个差别说明他的伤情已经严重影响行动。

孔宪权在两块门板拼成的床上躺了20个月，能下地时，一条腿已经短了近10厘米。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曾想离开宋家寻找部队，原先照顾他的人员已经不知去向。

宋少前担心红军日后回来无法交代，没有让他离开。

孔宪权后来流落遵义乡间，挑货郎担卖针头麻线，也做泥瓦活维持生活。

这段生活持续了十多年。

孔宪权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经黄克诚介绍入党，先后担任过彭德怀的传令排长、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察参谋和十二团作战参谋。

离开部队后，他没有军人证件，也找不到能够证明经历的战友，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

过去的职务和战功，在乡间生活中帮不上忙。
1950年，孔宪权在报纸上看到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名字，随即给两位老首长写信。

公开资料记载，杨勇、苏振华在回信中对他仍然健在表示惊喜。

现有权威材料没有杨勇摔落茶杯的记载，因此这一细节不能写成确定史实。

孔宪权后来又向黄克诚说明自己在娄山关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的经过，并表示身体虽然残疾，仍愿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

黄克诚出具证明并将材料转交组织部门，杨勇、苏振华也向地方作了推荐。经过考察，孔宪权恢复党组织关系，并回到地方工作。

公开报道对他的区级职务有“第七区副区长”“枫香区副区长”等不同表述，稳妥写法是他在枫香一带从事基层工作。

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于1951年成立，孔宪权随后参与建馆工作。

不同资料对他加入筹备工作的具体年份有1951年和1952年两种记载，但1955年2月担任首任馆长这一节点较为明确。为确认会址，他和同事查找档案、走访知情人。

1954年1月，他们获得会议在柏辉章公馆召开的线索；同年8月，杨尚昆回电确认地点。

自1955年起，孔宪权和工作组用十个半月走访贵州44个县市以及川南、滇东北5个县，征集文物约1300件，整理资料300多万字。

公开报道中的文物数量有1286件和1306件两种统计，写成“约1300件”更准确。1960年6月，纪念馆依据这些资料编写的《红军长征在贵州》出版。

1961年3月，遵义会议会址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1月7日，孔宪权去世。公开资料按当时的年龄口径记载其终年78岁，胡耀邦和全国七大军区发来唁电。

他的经历值得写，也必须写准。茶杯是否落地、相机是否损坏，这类细节会影响故事的可信度。

真正有分量的内容，是一个重伤失联的红军干部靠劳动生活十多年，重新取得联系后，又把后半生投入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的保存，也更符合历史类内容对出处、时间和数据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