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已经离开原有领导岗位、转任农村政策研究员的纪登奎突发心脏病。7月13日，他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65岁。

那一年，他已经离开原有领导岗位八年，这段时间仍有明确的工作内容。

1980年，纪登奎辞去并被免去原有领导职务；1983年，他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调查和政策研究。

职位变了，工作方法也变了。过去需要处理大量政务，后来更多是到基层了解情况、查阅材料、核对数字，再把问题写进调查报告。

研究员这个身份没有过去醒目，接触的却是当时中国农村最现实的事情。

粮食能否稳定增产，农民种粮是否划算，化肥和水利能不能跟上，政策到了村里会不会走样，都要拿材料和实际情况说话。

研究岗位更看重材料是否扎实，判断能否经得起基层情况检验。

1987年春，纪登奎随调查组前往贵州，研究当地粮食生产问题。

那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一年多。调查结束后，他亲自执笔完成报告，还让助手查找资料、核对数据。

报告于1987年11月刊登在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上，内容没有回避当地粮食生产中的困难。

他把气候、耕地条件、水利设施、化肥供应、种粮收益和粮食收购放在一起研究。

贵州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曾明显增长，随后又遇到连续旱灾、地力下降、水利设施运行不良、农业生产资料涨价等问题。

农民愿不愿意继续投入，不能只看任务下了多少，还要看种粮能有多少收益。

报告记录，贵州1986年地方财政用于粮食补贴的资金为8000万元，合同定购每100斤粮食可奖40斤平价化肥。

政策原意是补偿种粮农民，但部分化肥在中间环节流失，农户没有完全拿到约定的好处。

收粮和供肥分属不同环节，一旦衔接失灵，农民承担损失，基层工作也会陷入被动。

纪登奎把重点放在农民最后得到了什么，纸面安排是否完整并非核心。

他在报告中分析粮食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和种粮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关注粮食收购中出现的矛盾。

这种写法很少绕弯，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就追到哪个环节。

当时的农村改革已经从解决生产积极性问题，进入更复杂的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40731万吨。

六年增加10254万吨，增幅约百分之三十三点六。

粮食增产以后，政策面对的问题随之增加：怎样收购、怎样流通、生产资料怎样供应、农民收入怎样稳定。

1985年以后，农村改革继续向农产品购销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延伸，乡镇企业也加快发展。

坐在办公室里只能看到总量，到了县乡和村庄，才能看清同一项安排为什么在不同地方产生不同结果。

纪登奎过去长期在地方工作，到了研究岗位，这些经历成了他观察基层问题的一种积累。

这段经历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他在研究岗位上留下的实际工作。他离开原来的决策岗位后，把经验变成调研材料，为政策讨论提供参考。

职位的影响方式变了，面对的仍是粮食、土地、水利和农民收入这些具体问题。把这段时间简单写成“辞职赋闲”，会漏掉他晚年真正做过的事情。

纪登奎没有看到后来几十年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发生的长期变化，但他在贵州调查中提出的方法并没有过时。

研究农村不能只看全国汇总数字，还要核对政策在基层怎样执行；不能只看文件提出了什么，也要看农民最终拿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