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波热情恭喜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之后，疑问很快就跟着出来了：为什么这两位北大校友都是在国外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时创造了获得菲尔兹奖的成果？如果他们留在了国内大学里，他们会做出同样的成就吗？
 
网评人李木木是质疑者之一，他写道：“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却值得认真追问。”
 
他称：“按照不少高校的运行方式，两人如果博士毕业后留在中国高校，他们入职后首先面对的，可能不是选择最重要的数学问题，而是确定聘期指标：三年发表几篇论文，申报什么级别的课题，争取什么人才称号，完成多少教学工作量。”
 
“接下来是不断申报项目。研究方向要对应指南，选题要贴近热点，预期成果要可以量化。一个十年未必有答案的数学问题，也要被包装成三年可以验收、每年都有‘阶段性成果’的项目。”李木木说。
 
他还写道，“项目申请下来，又开始填预算、签任务书、做中期检查、报销经费、接受审计。买本书、参加一次会议、邀请一位同行，都可能需要申请、审批、签字和留痕。”
 
有高校教学经历的李木木描述了高校教师的工作日常，包括为应对教学管理程序付出大量时间，然后他说，“数学研究尤其需要连续、安静、不受打扰的时间。”
 
李木木的这些抱怨有道理吗？这些抱怨有没有夸大呢？网上有人驳斥了这样的“困扰说”，指出当下国内顶尖数学平台（如北大等）早已为前沿基础学科人才开辟专属绿色通道，简化行政报表、压缩无效会议、减少无意义社交应酬，给顶尖学者充足独立科研空间。并举例说，许晨阳、刘若川、恽之玮一众黄金一代数学家均长期全职回国深耕，持续产出世界级成果，这是最真实的例证。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田刚教授曾在2019年表示，北大数学人、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只是时间问题。在王虹、邓煜获奖后，田刚接受媒体专访，表示这一进展“比预想的要更快”。
 
对于“几位获奖者虽然本科在国内，但还是在国外做出最主要的工作，是‘大器外成’”的声音，田刚认为，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这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是成功的，也能培养出人才。他不赞成这种把功劳全都归于国外的观点，认为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田刚认为，“我承认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尤其是队伍建设方面，需要加强。但我们现在的队伍建设肯定比10年前强多了，所以本科生或研究生已经有可能做出很好的成果。另一方面，国际交流也很重要。通过与国外的优秀数学家交流合作，可以帮助自己更多了解国际前沿，也可以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和理解。”
 
田刚表示：“现在很多人着急问，菲尔兹奖得主什么时候能完全在国内培养出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首先应该有个开放的心态。我们中国人无论在哪里发光，不都是为中华民族增光吗？不要那么狭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贯的做法，而且我们也要保持跟国外交流。当前我国数学的整体实力已经得到大大增强，我想只要具备了适合数学苗子成长的土壤和环境，成才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近日，邓煜接受北京大学专访时谈及中美数学教育与科研氛围差异，他表示，从他个人的求学经历看，在北大的前两年更多是打基础，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后两年则接触了更多前沿内容。不过，这种差别也可能主要来自学习阶段不同，而不完全是学校或国家之间的差异。
 
邓煜补充道，不同美国学校的氛围也并不完全相同，根据他目前了解的情况，国内的数学环境已经相当不错，在很多领域的前沿研究上与国外相比丝毫不差，但主要的了解是来自于跟国内学者的交流。
 
邓煜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至少有一次较为完整的海外经历。目的不一定是最终留在国外，而是亲自了解另一种学术生态。无论去美国还是欧洲，都可以接触不同的研究环境，认识新的同行，并建立交流与合作。这种经历通常会让一个人的视野更丰富。至于之后选择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发展，我认为都完全可以。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哪种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研究、生活和长期规划。”
 
上述信息从不同角度对所谓“大器外成”做了解读和评述。
 
老胡个人认为，国内科研机构的教授、学者很少有在诺贝尔科学奖以及菲尔兹奖这样的最高奖项中获奖，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首先要勇于面对与这个事实可能关联的各种问题。
 
同时还有第二个事实是：中国高校崛起得非常迅速，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综合排名不断前移，培养出了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各类充足人才，并且向世界做了青年人才输出。他们中的一部分回流国内任职或创业，成为提升中国综合科技实力的一支特殊力量。
 
所以，我认为大家的抱怨和着急很多是有依据的，应该被听到。与此同时，断然的妄自菲薄不可取。我们要看到、承认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并且相信自己不断进步的真实能力。当我们把进步的大板块一个又一个做好时，不就是区区几个奖项吗，我相信它们终将像果子一样瓜熟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