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女知青李雪梅准备参加高考，却被丈夫偷喂了安眠药，最后错过了考试。李雪梅醒来后指着丈夫喊道：“你的自私毁了我一辈子！”
 
1977年深冬的一个正午，土坯房里的李雪梅猛地从炕上弹坐起来，脑袋昏沉得像灌了铅，窗外的日头已经斜过了房檐。
 
她第一反应是摸枕边的准考证，硬纸片还带着余温，削好的铅笔、橡皮整整齐齐摆在旁边，可屋里静得反常，连平日里孩子的哭闹声都听不见。
 
她扯着嗓子喊老周，院子里没人应声。趿着棉鞋冲到门口，村口的土路空荡荡的，往常这个时辰，结伴赶考的知青们早该走过村头的石桥了。
 
李雪梅脑子嗡的一声，浑身的血瞬间凉了半截——高考上午场早就开考了。
 
她跌跌撞撞跑回屋，一眼瞥见灶台上搁着昨晚的空瓷碗，旁边抽屉缝里露着半张安眠药的包装纸，昨天还好好的药纸，如今只剩下个空壳。
 
李雪梅是六年前从城里下放到村里的知青，十七岁的姑娘扛着锄头下地，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长，没喊过一句苦。
 
到了适婚年纪，经生产队长说合，嫁给了本村老实巴交的农民老周，转年生了个儿子，日子就围着柴米油盐转了起来。
 
本来她都认了这辈子就守着这几亩地过，谁料秋天里一声惊雷，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山沟沟，她压在心底好几年的读书念想，一下子就冒了头。
 
当年在城里中学，李雪梅是数得上的尖子生，要不是上山下乡，考大学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打打定主意要考试，她把所有零碎时间都攥在了手里。
 
白天下地挣工分，她把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抄在旧纸片上，塞在口袋里，歇气的功夫就掏出来念两句，胳膊上也写满了知识点，锄地的时候低头就能瞟见。
 
晚上等孩子睡熟，她就着煤油灯翻课本，为了省煤油，灯芯拧得细如棉线，油烟熏得她鼻孔发黑，头发梢都被燎焦过好几回。
 
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她把脚塞进灌满麦秸的旧棉鞋里，冻得发麻了就原地跺两下，困得睁不开眼就舀一瓢凉水拍脸，硬是熬了三个多月。
 
老周一开始没当回事，只当她是一时新鲜。
 
可架不住村里闲人嚼舌根，总有人跟他打趣，说你媳妇要是考上大学成了城里人，哪还看得上你这泥腿子，到时候带着孩子一走，你就成孤家寡人了。
 
说的人多了，老周心里就结了疙瘩。他先是旁敲侧击地劝，说女人家守着丈夫孩子热炕头就行，读那么多书没用；见李雪梅不听，就开始摔脸子，饭也不做，孩子也不带，两口子三天两头吵架。
 
有次他趁李雪梅下地，翻出她藏在炕席底下的课本，一股脑扔进了灶膛，等李雪梅回来，书已经烧成了一堆灰。
 
那天李雪梅蹲在灶边哭了半宿，转天就走了十几里路，去邻村的知青点借回了一套旧课本，咬着牙接着学。老周见硬的拦不住，心思就歪了。
 
高考前一天晚上，他格外殷勤，杀了家里下蛋的老母鸡，给李雪梅煮了碗热汤面，还递了杯温水，说之前是我糊涂，你好好考，考完了咱一家子好好过日子。
 
李雪梅熬了几个月，身心俱疲，见丈夫终于松了口，心里一热，端起碗就吃了个干净，没多会儿就困得眼皮打架，以为是连日劳累的缘故，叮嘱老周天不亮就叫她，倒头就睡了过去。
 
她不知道的是，老周前一天特意去镇上的卫生所，谎称自己失眠，讨来了几片安眠药，早就碾碎了混进了汤里。
 
看着沉睡的妻子，老周在炕边坐了整整一宿。天蒙蒙亮的时候，听见村里知青们结伴赶路的说笑声，他攥紧了拳头，终究没伸手叫醒她。
 
回过神的李雪梅攥着那半张药纸，冲到院子里，指着蹲在墙根抽烟的老周，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
 
老周低着头，烟袋锅子冒着凉烟，闷声憋出一句：“我就是不想让你走。” “你的自私毁了我一辈子！”李雪梅喊完这句话，腿一软坐在地上，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屋里的孩子被吓醒，哇哇地哭，老周蹲在原地，一动也没动。打那以后，李雪梅再也没提过高考的事。
 
第二年第二次高考的时候，她也报了名，可孩子连着发高烧，地里的庄稼等着收，拿起课本就觉得脑子发沉，终究是没踏进考场。
 
日子一天天过，她成了村里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媳妇，喂猪种地、缝补浆洗，手上的茧子越来越厚，当年背得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慢慢都忘在了脑后。
 
老周这辈子对她都带着愧疚，家里的重活累活从来不让她沾手，可李雪梅心里那道疤，始终没长好。
 
有时候逢年过节，听见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她就会盯着灶里的火苗愣半天神，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山沟里的风一年年吹，吹老了人的模样，也吹散了没来得及发芽的梦想。
 
没人能说清老周的做法到底值不值得，可对李雪梅来说，1977年冬天的那碗热汤面，把她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永远地封死在了那个寒冷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