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曾说过：“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从毛泽东的领导变成他忠诚的属下，正是因为有这种转变才有了后来的新中国。”
一个长期处在核心位置的人，愿不愿意在关键时刻承认别人判断得更准？这件事看着简单，真正做到却很难。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道选择题。
当时的红军刚刚经历湘江战役，人员和物资损失很大。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有八万多人，突破湘江后只剩三万多人。部队疲惫，前有重兵堵截，后有追兵逼近，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也已经被敌军掌握。
局势到了这个地步，再照原来的路线走，风险越来越大。
周恩来并不是站在决策圈外评论问题的人。长征开始前，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不少作战命令都要经过这一层。因此，前期军事行动出现严重问题后，周恩来同样要面对责任。
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的地方，很快表现出来了。
1934年12月18日，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不能再向敌军已经严密布防的湘西前进，应当转向贵州，到川黔边一带寻找新的机会。会上争论很激烈，周恩来最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选择很重要。它说明周恩来已经不再只看原先制定的计划，而是开始把战场现实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原定路线既然已经走不通，就必须及时改变，不能因为面子和权威把整支队伍拖进危险地区。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会议决定，军事行动必须经过集体研究，不能再由个人脱离实际地作出决定。几天后，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终于获得了一段短暂而宝贵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
会上，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更多强调敌人强大等客观原因。周恩来随后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他没有回避自身责任，而是承认军事指挥上存在错误，并对失败作了自我批评。
在那种环境里，主动承认错误并不容易。周恩来完全可以强调自己并非最高决策者，也可以把问题推给博古和李德，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真正关心的是，红军还能不能走出困境。
毛泽东在会上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问题。他指出，红军力量有限，不能同装备占优的敌军硬碰硬，应当依靠机动灵活的打法，避开强敌，调动对手，在运动中寻找战机。
这些意见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不只是因为讲得有道理，更因为此前的事实已经证明，照搬固定模式不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毛泽东长期在国内开展斗争，对地形、民情和敌我力量变化有更直接的认识。
周恩来听得明白，也看得清楚。
他意识到，此时最需要的不是维护个人位置，而是让真正懂得中国战场的人发挥作用。因此，他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也赞成调整原有的军事指挥方式。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原来的“三人团被取消”。不过，领导关系的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全部完成的。会议后，朱德和周恩来继续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仍是军事行动中承担重要责任的人。
这恰恰更能说明他的选择并非消极退让。他没有因为毛泽东地位上升就放下工作，而是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威望，把会议形成的正确意见落实到部队行动中。
后来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新的领导配合逐渐稳定下来。毛泽东负责把握战略方向，周恩来善于协调各方、传达命令、组织落实，王稼祥参与重要军事决策。
这种配合，很快在战场上显出效果。
红军四渡赤水时，行动路线不断变化，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看起来绕了不少路，实际目的是调动敌军，让对方摸不清红军真正要去哪里。随后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再突然转向金沙江，终于跳出数十万敌军设置的包围圈。
这些行动不仅需要准确判断，还需要各支部队严格执行。方向判断稍有偏差，或者命令传递不及时，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正是在一次次紧急决策中逐渐磨合出来的。
1935年3月的苟坝会议，也能看出这种关系的特点。当时多数人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认为敌情不明，贸然进攻可能吃亏。会议一度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再次说明自己的判断。周恩来认真听完，没有因为白天已经作出决定就拒绝重议，而是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第二天会议重新讨论，最终取消了原来的进攻计划。
这不是谁无条件听谁的问题，而是遇到重大分歧时，愿意让事实和道理继续说话。周恩来尊重毛泽东的战略判断，毛泽东也信任周恩来的组织能力，两人并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在共同目标下形成了稳定的合作。
威尔逊所说的“重大决定”，真正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周恩来有资历、有威望，也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他没有把个人位置放在全局之上。他看到毛泽东更适合把握军事和政治方向，便坚定支持，并把自己的长处用在组织、协调和执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