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临终前反复交代一件事——曾静和张熙，朕已经赦免了，子孙后代不得再追究杀戮。结果他尸骨未寒，乾隆登基才四十三天，就下令把这俩人抓了。两个月后，凌迟处死。
1736年1月31日，北京传下一道严厉命令：曾静、张熙按大逆罪凌迟处死。与此同时，各地开始收缴《大义觉迷录》，已经刻好的书版停止使用，朝廷不准这本书继续流传。
新皇刚坐稳龙椅，便急着抓两个已经得到赦免的书生，还把父亲亲自编定的书列为禁书。这显然不只是重新审理一桩旧案，更像是在清理上一朝留下的一块心病。
乾隆不是不知道雍正的态度。雍正曾明确表示，自己既然已经放过曾静和张熙，后世子孙就不能因为二人曾经毁谤皇帝，再把他们抓来杀掉。这道命令说得很重，几乎没有留下转圜余地。
可在乾隆眼里，问题恰恰出在“赦免”二字上。两个写过策反书、公开攻击先帝的人依然活着，那本记载案件经过和皇帝辩解的书，又被送到各地宣讲。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旧事就不可能真正过去。
整场风波，要从1728年的西安说起。
湖南书生曾静读过吕留良留下的一些著述后，逐渐产生了反清想法。他没有军队，也没有势力，却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手握重兵，还是岳飞后人，于是打起了岳钟琪的主意。
曾静让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张熙在信中大谈岳飞抗金的往事，又把当时流传的种种说法写进去，试图用祖先名望打动岳钟琪，劝他带兵起事。
对一个掌管西北军务的总督来说，这封信十分危险。岳钟琪若立即翻脸，可能问不出幕后人物；若处理稍有不慎，自己也可能被怀疑。因此，他没有当场抓人，而是假装对信中的话产生兴趣。
张熙见岳钟琪态度松动，以为策反已经成功，戒心慢慢放下。他不但交代了自己的真实来历，还供出了老师曾静以及相关思想来源。岳钟琪掌握线索后，随即把案件上报朝廷。
消息传到北京，雍正看到的并不只是一封谋反书。他真正关心的是，那些攻击自己继位、家庭关系和个人品行的说法，为什么过了多年，仍能从京城一路传到湖南乡间。
按照当时的法律，曾静和张熙很难活命。可雍正没有急着杀人，他想借这起案件做另一件事：把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摆到明面，再由自己逐条解释。

审讯期间，曾静不断改变说法，最后承认错误，并写下《归仁录》。雍正决定赦免他和张熙，还把自己的谕旨、案件供词以及曾静的悔过文字汇编起来，形成《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并非只放在宫中存档。雍正要求各地官员宣讲，还想让曾静以亲身经历告诉读书人和百姓，他过去如何受到影响，后来又怎样认识到错误。
真正受到严厉追究的，是已经去世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家人、学生和刊书者。雍正把曾静说成受错误言论影响的人，把吕留良看成思想源头，前者可以留下来现身说法，后者则必须重办。
看起来，这套办法既能惩治源头，又能用曾静的转变证明朝廷有理。但它很快暴露出一个麻烦：《大义觉迷录》想要反驳流言，就必须先把流言写出来。
不少人原本没有听说过那些宫廷传闻，读了这本书后反而知道了。朝廷越是组织宣讲，接触这些内容的人就越多。雍正希望通过解释结束议论，结果却给议论提供了一本可以反复阅读的书。
乾隆继位后，显然不愿继续承担这种后果。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他下令湖广官员立即锁拿曾静、张熙，派人押送北京，并把二人的家属交给地方官严密看守。
这时距离雍正去世只有四十多天。由于乾隆年号要到第二年正月才正式使用，所以这道命令虽然出自乾隆，日期仍写作“雍正十三年”。
到了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公历1736年1月31日，乾隆正式命刑部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雍正那句“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并没有保住二人的性命。
乾隆给出的解释是，父亲可以宽恕毁谤自己的人，儿子却不能容忍臣民攻击先帝。这个理由既能体现孝道，也能为推翻旧命找到一个说得过去的名义。
不过，从抓人、处死到收缴《大义觉迷录》这一连串动作来看，乾隆想清除的并不只是两名书生。他更想结束围绕雍正继位和宫廷旧事的长期议论，不再让皇帝亲自站出来与民间说法争辩。
雍正相信，只要把材料摆出来，把道理讲清楚，天下人就会接受他的解释。乾隆却认为，皇室旧事越谈越乱，解释得越详细，流传得越广。与其继续回应，不如处死当事人，再把书收走。

在我看来，曾静和张熙的结局，不能简单理解成乾隆与两个书生有私人仇恨。两人之所以先被赦免、后来又被处死，是因为他们在两代皇帝手中承担了不同作用。雍正留下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认错悔过的活例子；乾隆处死他们，是为了让这场争论尽快停下来。人还是那两个人，旧案也没有出现新的情节，可皇帝换了，处理逻辑也随之改变。更耐人寻味的是，《大义觉迷录》并没有因为被收缴而彻底消失，反倒因为曾经遭到禁毁，引起后人更多关注。文字一旦进入社会记忆，想靠一道命令把它全部抹去，往往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