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春的上海，黄浦江边的风还带着凉意。复旦大学的办公室里，有人悄悄递过来一张表格，上面只有短短几行，却足以把时间拉回三十多年前。接过表格的陈望道，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鬓发花白，手却依旧稳。他看了一会儿，对身边的同志低声说了一句：“那就按组织的意思办吧。”语气平静，背后却是1923年以来一路压在心里的重担。

这张入党申请表，离他上一次在党组织登记姓名，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四年。从青年到老成，从上海租界阴雨连绵的石库门，到新中国校园里庄重的讲坛，身份几经转换，信仰却始终没变。只是命运绕了个很大的圈子。

有意思的是，这一圈的起点，并不在党内斗争，也不在大会决议，而是在浙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山村。

一、一条从乡村书斋走出的路

1891年1月18日，浙江义乌分水塘村，一个普通农商家庭添了个男孩，取名陈融。这个孩子后来改名“望道”，字面上看，是“仰望大道”，实际是对自己一生方向的暗示。

陈家做的是靛青染料的生意，日子说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比周边人家宽裕不少。家里有钱请先生，村里有武馆，陈望道小时候一边练拳，一边背《论语》《孟子》，日子过得颇有点“文武双全”的意思。那时候农村娃能识字已属不易，他偏偏还能背大段古文，乡里人都说这孩子“脑子好使”。

不过，光有四书五经，已经挡不住外头世界的风声。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渐渐多起来，洋务、新政的话题从大城市传进乡镇。读私塾之余，他开始接触算术、历史，后来又被推荐到新式学校继续念书。传统的底子打好了，新知识又不断灌进来，性格也就逐渐有了两面：一面谨慎守礼，一面又愿意试试新路子。

到了十几岁，他已经不满足于村里的局促天地。经亲友介绍，他考入浙江的学堂，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那时候的浙江，受沿海开放和新思想的影响较大，教师中不乏“新派人物”，谈论国事，批评旧制，学生们耳濡目染，很受震动。陈望道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对“国家往哪儿去”“中国怎么办”这些问题，逐渐有了自己的疑惑和思考。

年轻人读书读到这一步，往往会做一个相似的选择——出国看看。于是，学成之后，他背起行李去了日本，读的是法学。晚清以来，日本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之一，各种思潮在那边交锋得很厉害，从宪政到无政府主义，再到刚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留学生圈子里争论得热火朝天。陈望道一边上课，一边泡图书馆，视野从旧经义跳到了世界政治和社会问题上。

法律课让他看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的逻辑，而街头的罢工和学生运动，则直接把问题摆到眼前：社会究竟靠什么来改造？只是议会和法律，够不够？这一连串疑问，后来都在他的翻译和教育实践中找到了出口。

1919年，他学成归国，受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语文。从这一步开始，他不再只是一个读书人，而成了新文化与新思想传播链条上的一环。

二、新文化漩涡中的译者与编辑

浙江第一师范在当时的教育界，是个很有分量的名字。校长经亨颐把这所学校办得相当“前卫”，请来的老师有朱自清、叶圣陶等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课堂不仅讲古典文学，也讲白话文、新教育，课下更是议论国事、交流新书，整个校园像个小小的思想熔炉。

陈望道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快融入其中。他一方面在课堂上教古典文章，另一方面又与同事们讨论白话文的规范、新式教材的编写。古今两套体系都懂，他在学生眼里既“老派”，又“新派”，颇有点独特味道。

1919年下半年，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突然把浙江一师推到了风口浪尖。有学生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质疑那种盲目顺从、牺牲个体的“封建孝道”，被地方当局视为“大逆不道”。批评声、调查声接踵而来，校方和师生承受了压力。陈望道出于保持环境、避免更大冲突的考虑，选择暂时离开，回到义乌老家。这次被迫离开，看似是退了一步，事实上却给了他一点空档，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

时间来到1920年初，转折点悄悄逼近。上海方面传来消息，希望他参与一项重要工作：翻译一本关乎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这一邀请，是经由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转达的，背后有陈独秀等人的推动。

那一年，他到上海后，很快做了一个颇为“朴素”的决定：躲进老家的柴房里，把这本书先译出来。理由很简单，柴房清静，没人打扰。乡下的柴房，又冷又潮，但他坐在小桌旁，对照手头的英文、日文版本，一句句往中文里译，从1920年2月一直干到4月。

翻译的难不只在字面。像“proletariat”“bourgeoisie”这种新名词，汉语里原本没有现成对应说法，是照字面译，还是借用已有表达？譬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些叫法，既要符合原意，又要便于中国读者理解和记忆，不得不说，这是个很考验眼光的活儿。陈望道不断翻阅资料，对比不同版本，反复推敲用词。许多后来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在这段辛苦翻译里逐渐定型的。

那段时间，他几乎足不出户。据回忆，当时连吃饭都顾不上，有一次蘸着红糖粽子蘸墨水吃的趣闻，虽然细节未必完全可靠，但至少说明他当时确实进入了一种“废寝忘食”的状态。翻译完成后，稿子送到上海，由陈独秀负责校对。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正式出版，很快就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传开。

鲁迅看到这本译作，曾评价说：这是“为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在当时的语境里，这不是随口一夸。对于一部分寻找出路的青年，这本小册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世界的逻辑，把个人境遇、国家贫弱和世界资本主义结构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那一刻，陈望道已经不再只是教师，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建设的参与者。

同一年，他来到上海，走进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宣传最前沿的阵地。那时的《星期评论》《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基本构成了当时先进思想传播的主战场。

在《新青年》编辑部，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一起讨论选稿、校对文章。面对各路稿件，他主张编辑方针“宽一点”，各派人物都可以投来文章。有人说这样会不会“搀杂”，他却认为，思想宣传要有一定的包容度，让不同意见摆出来，读者才能在对照中理解、选择。这种做法在当时有点“冒险”，但从传播效果看，至少拓宽了刊物的读者范围，也为马克思主义观点争取到了更多“围观者”。

与《新青年》的“深度文章”不同，《觉悟》作为《民国日报》的副刊，更偏向面向一般市民和青年读者。陈望道在这里负责稿务和排版，努力把深奥理论拆分成通俗文字，有时是一则短评，有时是一篇杂感。两块阵地互为补充：一边争论理论，一边贴近社会现实。这种“高低搭配”的宣传策略，让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话题，而逐渐渗入城市各阶层。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忙碌而密集的宣传工作中，潜在的矛盾也悄然积聚起来。新思想的发展，并不总是平顺的直线。

三、误会、争执与一次决绝的转身

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还处在非常幼嫩的阶段，组织小，经验少，财力也十分有限。上海的经费来源复杂，既有外部资助，也有内部筹措。钱从哪儿来，怎么花，具体到每一笔，都容易引起猜疑，这在早期党史中并不罕见。

一段时间里，围绕党组织经费使用的问题，党内有过激烈争论。尤其是上海方面的经费管理，由于沟通不够透明，加上人事上的矛盾，逐渐形成派系误会。当时，李汉俊负责部分经费，又在理论上和陈独秀时有分歧，有人便借机散布说他拉帮结派。陈望道因与李汉俊关系密切，也被牵扯进来，说他们意在“夺权”。

传言本身并不复杂，伤人之处在于它指向的是“政治忠诚”。作为党内早期骨干，陈望道对这种模糊而严重的指责感到极大委屈。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据一些回忆材料，陈独秀并未及时公开澄清，甚至有默认甚至迎合某些说法的倾向，这在性格倔强、极重声誉的陈望道看来，是一种难以容忍的不公。

围绕这件事，他与陈独秀有过当面沟通。据说当时气氛很紧张，陈望道坚持要求澄清：“你若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请当面说清；若不是，也请公开说明。”可惜事态并未按他期望的方向发展。施存统等人按照自己掌握的情况，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言辞相当激烈。组织内部缺乏成熟的申诉和调查机制，矛盾被不断放大，人和事混在一起，气氛越来越僵。

192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大，确立了新的工作路线。大会之后不久，陈望道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绝”的决定——退党。他向党组织递交了退党申请，理由有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己被误解、被不公正对待的不满。

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不少震动。许多同志感到惋惜，沈雁冰（笔名茅盾）还曾专门找他谈，希望他能收回决定。两人的交谈大致围绕一个问题展开：革命事业是否值得因为个人委屈而中断？按照记载，陈望道的回答颇为冷静，大意是：“信仰可以不变，但做事未必要局限在一个组织名册之内。”这话听上去有些“拗”，却反映了他当时真实的思路：党内已经出现了自己难以接受的一套做法，继续留下来，只会让矛盾升级，不如退到党外，保持信念，用别的方式做事。

从组织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次损失。一个在宣传战线上经验丰富、影响广泛的骨干，就这样离开了名册。从个人角度看，陈望道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退党以后，在不少人眼里，他的身份变得尴尬：既不是普通知识分子，又不再是“同志”。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转向对立面，更没有抛弃原来的理想，而是把重心放在教育和文化这条“慢路”上。

不得不说，这一选择后来证明意义不小。对于很多人来说，革命的贡献往往被想象成会议桌前、战场之上的直接参与，而陈望道接下来的几十年，则是用另一种方式，证明了“在党外同样可以为革命服务”。

四、教书、办学与文化阵地上的长线坚持

退党之后，陈望道并没有离开上海。1923年秋，在陈独秀的建议下，他受聘到上海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后又代理校长。表面看，两人曾有矛盾，却仍能在工作上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党内外对于人才的使用，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上海大学是由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学生中不少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而教师队伍也颇为多元。陈望道在这里，一方面继续讲文学课，一方面参与学校整体办学方针的制定。他重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上课时经常从小说、散文讲到社会问题，鼓励学生思考：文字为什么要关心苦难？作家为什么不能只躲在书斋？

在上海大学任职期间，他与鲁迅的交往也越来越密切。鲁迅那时候时常来校演讲，谈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责任。两人性格不同，一个偏沉稳，一个偏犀利，却在文化方向上颇为投缘。两人谈起文学和社会时，据回忆氛围既热烈又严谨，争论中常带着几分讥刺旧习俗的冷笑，这种对话氛围，对许多在场的年轻人影响很大。

1927年，形势急转直下。“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关系破裂，革命力量在上海遭到严重打击。上海大学因为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成为重点打压对象，不久便被查封。学校一夜之间从热闹变成冷清，教室空着，办学计划被迫中断。许多教师和学生转入秘密工作，或者被迫离开上海。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陈望道转到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复旦当时在上海的教育界有着很高声望，虽然并非公开的“革命学校”，但也聚集了一批思想比较进步的师生。陈望道到复旦后，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做法：通过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把现代文学、新思想带进课堂。

1930年代中后期，文化界出现一股“复古风”，有人主张回到“国粹”、远离现实批判。面对这股风气，陈望道并不赞同。1934年，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主导创办了文艺刊物《太白》。这个名字借用了李白号“太白”的典故，既有古典意味，又拉开现代战线。《太白》刊载了不少具有批判性的文章，关注现实压迫和社会矛盾，对当时风行的“温情小品”“玄谈诗文”作出回应，态度鲜明。

可以说，上海大学的教学、复旦的课改、《太白》的办刊，这几条线合在一起，构成了他退党后的一条“文化战线”。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公开的政治宣传受到严控，学校和刊物却仍有一定缝隙可用。陈望道的做法，不是将旗帜高举在街头，而是通过文字、课堂潜移默化地培育下一代的眼光。

从长期效果看，这种“慢工”并不逊色。不少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知识分子，都从他的课和文章中，得到过某种启发。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在“做长期投资”，只不过投资对象不是金钱，而是人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教育、文化环境更为动荡。上海几经沦陷，校园时开时合，他也多次迁移岗位，但基本没有离开教育这一条主线。战火之中，他依旧整理教材、写文章。一位同事曾感慨：“外面炮声隆隆，他在屋里还在想作文题目。”听上去有些夸张，却反映出他在乱局中坚持本行的态度。

到了1949年前后，政局大变。新中国即将成立，许多曾经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对于陈望道而言，这一刻既新鲜，又带着某种尴尬——他曾经是中共创立时期的重要参与者，却已经在党外生活了二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与学校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这个身份既承认了他过去的贡献，又对他退党的历史暂时保持沉默。社会上许多人只知道他是学问高、脾气和气的大学校长，却并不清楚他在党史上的那段经历。

五、一纸批示与三十四年的回环

1950年代中期，是一个气氛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新中国的建设全面展开，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与；另一方面，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接连出现，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关系随时处在微妙状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望道的“回归问题”被重新提上桌面。

1956年元旦，毛主席在上海期间与各界人士见面，有记载提到，陈望道也在受见者之中。谈话内容未必多么“官方”，但显然，这次接触让组织再度注意到了这位在党外辛勤工作的老同志。对于他的身份究竟如何认定，如何处理过去的那段退党历史，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

1957年初，陈望道向上海市委方面表露出希望重新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有同志在征求意见时问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愿意回到组织里吗？”据说他笑了笑，只说了一句：“如果组织觉得合适，我当然还是愿意的。”语气平实，却带着一点久别重逢的意味。

这份请求按程序逐级上报，很快摆到了中央领导面前。关于他的历史功绩，大家心里有数；关于当年退党的内情，许多知情者也做了说明。关键在于：要不要对他提出“检讨”“自传”等常规要求？要不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特殊案例？

毛主席在阅示材料后，留下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批示，大意是：陈望道什么时候回来都行，不必写检讨，不必写自传，也可以不公开身份。短短几句话，态度已经很清楚：历史恩怨可以放下，功过一并衡量，以团结为重。

从组织纪律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显得格外宽松。但不得不说，这背后有两个层面的考量。一个是对个人长期贡献的认可——译《共产党宣言》，从事多年教育和文化工作，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劳；另一个则是对早期党内矛盾复杂性的理解——许多误会、争执发生在制度不健全的时期，若按后来更严格的标准去追究，难免失之偏颇。

1957年6月，陈望道正式恢复党籍，距他1923年退党，恰好三十四年。那一天没有仪式，没有宣告，只是在组织档案上，悄悄填上了一行字。复旦校园里，绝大多数师生依旧只知道校长是“民主人士”，并不知他已经再次成为党员。

他本人对这个结果，态度颇为淡然。有同事好奇地问起，他只是笑了笑，说：“只是把以前的一个结，缓缓解开了。”这句话颇见心境。他既不张扬自己的“回归”，也没有在课堂或演讲中谈论此事。对他来说，重要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安稳：信仰与组织的关系重新合拍了。

值得一提的是，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仍然相当低调地工作。直到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名单中出现了“陈望道”的名字，这才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关注。许多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教了自己多年课的老校长，早就是“自己人”。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在上海逝世，终年八十六岁。1980年初，追悼会在庄重氛围中举行，灵柩覆盖党旗，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态度：他的一生，最终被放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队列中加以评价。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看，从青年时期的热血入党，到中年时因矛盾退党，再到晚年在特别批示下重回党内，他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路线。值得玩味的是，正是这段曲折，使得他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加立体。

从翻译《共产党宣言》到在《新青年》《觉悟》上忙碌，从上海大学的讲坛到复旦校长办公室，他留下的是一串耐心而持续的脚印。身份可以有变化，岗位可以转移，但对于社会变革的信念和对文字、教育的坚持，却始终如一。

很多年后再回看陈望道的一生，容易被那句“啥时候回来都行”的批示吸引目光。其实，更值得记住的，也许是另一层含义：革命事业的推进，从来不只靠台前的口号和会议纪要，也依靠那些在印刷厂、课堂、柴房里默默用文字、用讲解改变思想土壤的人。

在党内，在党外，路径不同，却能同归于一点。这一点，对于经历过风风雨雨的那一代人来说，意义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