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黑老大“曹主任”，到最后一文不名，用开水烫喉咙，妻儿受罪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南京城，提起曹锦强这个名字，南京人心里头恐怕都会一紧，在他横行的那些年，他有两个黑而俗的绰号：“曹猴”和“曹主任”。一个是形容他打小瘦小、却如野猴般凶悍疯癫的体貌；另一个说他在黑道上组织严密，行事有“章法”，很有“大主任”的派头。

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绰号，就像他本人的两面，死死纠缠着他从街头烂泥一路杀进血色深渊，让人不禁发问：一个清瘦白净、戴着眼镜看似斯文的南京土著，怎么就能变成了让整座金陵城闻风丧胆的“活阎王”？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疯狂的故事？

曹锦强，自幼身材瘦小，性格却极度好强，喜欢斗狠，这种外在和内在的反差、较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家伙天生就是个狠人。

在那个年代，狠人肯定是要去混社会的。

成年以后，曹锦强哥跟着社会大哥，经常聚众斗殴、小偷小摸，那时候，他就是派出所和拘留所的常客。

1994年，风云突变，曹锦强一直跟随的“老大”因为在扫黑除恶行动中犯事被警方抓获。一般小混混遇到这种事，可能会被吓破胆，但在曹锦强看来，老大的位子空出来了，正好他可以大肆接收“老大”的旧部，在南京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曹锦强心里清楚，像他这样的“瘦猴”，想要镇住手下这帮社会闲散人员，还有劳改犯和在逃人员，只有最血腥的暴力才能树立威信。

为此，他一直像在等待猎物一样等待他想要的机会。

1995年，他的好兄弟叶祥林被绰号“老母牛”和“魏呆子”的另一伙黑势力给打了。曹锦强听闻后觉得这正是自己扬名立万的绝佳契机，于是带着高峰、刘少成等九个人，拿着斧头、砍刀、钢叉，坐着一辆大巴车杀了过去。

未料到，对方也是狠角色，他们大巴车刚开到新门口还没停稳，对方黑压压的二十几号人就拿着铁棍冲了过来，把面包车砸得噼里啪啦响，挡风玻璃瞬间稀碎。

车上的小弟哪见过这种被人围殴的阵仗，吓得脸色惨白，完全懵了。在这生死关头，曹锦强血脉里那股不要命的兽性彻底爆发了。他一把抄起斧头，踹开车门，如同发了疯一样孤身冲进对方的人群里一顿乱砍。

俗话讲“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对方虽然人多，但看到曹锦强那双杀红了眼、完全不计后果的眼神，全都被吓得纷纷后退。

那个不可一世的“老母牛”试图上前跟曹锦强单挑，没两下就被曹锦强泼水不进的斧头阵逼退，身上还结结实实挨了好几下。

这一战，曹锦强带着九个人追着二十几个人满街砍，打出了名堂。

事后，大家盛传：“那个曹猴，是真敢杀人啊！”

靠这一次极其凶狠的亮剑，曹锦强一战成名，在南京道上彻底立下了自己“狠角色”的招牌。

他也因此而深深地着了暴力的魔：既然靠“疯魔”能抢到一切，那为何还要守规矩？

靠着打打杀杀闯出名气后，曹锦强身边迅速聚拢起包括死忠叶祥林、发小陈少华在内的一批亡命之徒。

有了人马，就得有源源不断的钱来养。曹锦强脑子活络，他明白光靠拳头硬赚不到大钱，很快就走上了一条欺行霸市、疯狂敛财的黑金之路。

那个年代，虽然物质生活不如现在丰富，但肉类市场的生意还是大有可为的。1994年8月，曹锦强就把目光盯在了猪小肠生意上，西郊肉类批发市场的猪小肠市场原本被胡氏父子牢牢掌控在手里，曹锦强直接带着打手“狼狗”找上门去谈“收购”。

胡氏父子当然不愿意把这只下金蛋的鸡拱手让人，曹锦强见状也不多言，只是使了个眼色，手下小弟们纷纷亮出藏在腰间的管制刀具进行赤裸裸的威胁。

他毫不客气地告诉胡氏父子：“这生意以前是我的，我没空管才让你做，现在我要收回来。”

就这样，在暴力的胁迫下，胡氏父子沦为了曹锦强的打工仔，从1994年8月到1998年3月，光靠这一项欺行霸市的勾当，曹锦强就非法攫取了人民币40多万元。

光霸占一个市场当然不够，到了1997年，尝到钱权滋味的曹锦强开始把手伸向了非法高利贷和赌场。

他拿出两万块钱给手下陈少华，让他去地下赌场放高利贷，由于他的黑帮背景，欠债的人根本不敢赖账，短短一个月就能赚七八万。

之后，他堂而皇之地去安徽买回了3支小口径步枪，干起了最传统的黑帮买卖——在香山歌舞厅、香港城钱柜俱乐部等地方“看场子”，强行收取保护费。

也正是在此时，已经完全把自己当成“掌权者”的曹锦强，别出心裁地学着体制内的称呼，把自己安了个“曹主任”的名号，下面还分设了“分管主任”，把黑社会帮派打理得像个小型政府机关，试图用这种荒谬的方式给自己的黑色帝国镀上一层虚假的“官方”金边。

有钱、有枪、有人马，这让曹锦强和他的手下们愈发肆无忌惮。

1996年年底，他手下的头号打手陈少华在曼哈顿迪斯科广场因为争风吃醋，带着一帮马仔手持菜刀对着田某、张某一顿乱砍，场面极度血腥。

1997年初，为了给另一个朋友陆某出头，曹锦强亲自带人将仇家围堵在某夜总会门口，棍棒刀斧齐下，把对方打得遍体鳞伤，头部的伤口竟长达26厘米。

黑恶暴力一旦失控，后果一定是恐怖的。

1998年3月11日，这个让无数南京人记忆犹新的血色凌晨，一桩惨案悍然上演，而引发这场惊天血案的导火索，荒唐得让人咋舌——不过是因为他手下那点鸡毛蒜皮的纠纷。

当天凌晨1点多，曹锦强正在屋里睡觉，突然接到了手下刘玉康（绰号“四老板”）的求救电话。刘玉康在电话里慌慌张张地说，他在建康路的“桥头大排档”跟旁边“金陵茶楼”的老板发生了争执，现在对方喊了几十号人，拿着板斧和砍刀要收拾他，求曹锦强赶快带人来救命。

曹锦强闻讯，虽然嘴上骂骂咧咧，但转身就带上叶祥林和陈少华，手持3支猎枪，钻进桑塔纳轿车直奔现场而去。

三月，凌晨的南京街头还透着凉意，曹锦强穿着一套墨蓝色西装，看似闲庭信步地下了车。他觉得自己这些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眼前这点摩擦不过是小场面。他空着手走上前去，想先探探对方的底，对面的打手们看到曹锦强这副有恃无恐的架势，一时竟愣住了，没敢轻举妄动。

曹锦强环顾四周后，回头一声不吭地从车上拿下一支双管猎枪贴紧裤缝，陈少华和叶祥林也各拿了一支五连发滑镗枪紧随其后，局势瞬间紧绷到了极点。

金陵茶楼的老板朱某看到对方居然带了枪，一瞬间情绪失控，暴怒之下竟一手拎着一个开水瓶发疯似的朝曹锦强冲过来。

当两人仅仅相隔两三步远时，曹锦强看着冲过来的朱某觉得似乎有点眼熟，但在这狂躁的环境下他根本没有耐心去思考。左撇子的他抬起左手，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朱某，嘴里轻飘飘地蹦出一句：“你不认识我啦？”话音刚落，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朱某的右肘部位被击中，身体瞬间瘫软了下去，他捂着鲜血迸射的伤口倒在冰冷的路面上痛苦挣扎。

罪恶并未就此结束。

跟在曹锦强身后的叶祥林，看着倒地的朱某，或许是急于在老大面前立功，或许是杀红了眼，他没做丝毫犹豫，走上前去对着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朱某又狠狠地补了一枪。这致命的一枪正中心脏，朱某左胸部的鲜血瞬间喷溅而出，当场死亡。

繁华的建康路街头，瞬间变成了一处杀人的修罗场。久随曹锦强的司机陈炜见闹出了人命，反应极快，立刻调转车头，载上曹锦强三人绝尘而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311血案”发生后，曹锦强黑帮的暴戾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距当街行凶不到一个月，他们又制造了另一起轰动全城的惨案。

1998年4月10日的凌晨，金陵城还在沉睡之中，景达大酒店内却灯火通明，一场针对曹锦强死对头“魏呆子”的报复行动正在上演。起因依然不是曹锦强自己的事，还是为了替手下叶祥林出头。

曹锦强纠集了六七个亡命之徒，携带了大量的管制冷兵器——斧头、砍刀，甚至带上了自制的仿制手枪，气势汹汹地直扑景达大酒店。

当时，“魏呆子”正在酒店里毫无防备地和朋友吃饭。曹锦强一行人如同疯狗一般冲进去，二话不说对着魏呆子所在的桌子就是一顿围砍。砍刀与斧头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啤酒瓶碎裂的声音夹杂着痛苦的惨叫声。

面对曹锦强一伙狂风暴雨般的砍杀，魏呆子的朋友们吓得魂飞魄散，根本不敢上前插手，只能慌乱地举起身边的啤酒瓶做出本能的自卫姿势。

在那个时代，这种大规模冷兵器血腥围砍散发出的原始恐惧感，让人魂飞魄散。这一夜，不仅让“魏呆子”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也让曹锦强一伙的好勇斗狠与凶残暴戾程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顶点。

景达大酒店的血腥一夜，让曹锦强团伙的疯狂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彻底惊动了高层。

连续犯下两起惊天大案，曹锦强知道南京已非久留之地，警方的大网正在以他从未感受过的速度收紧。

这个平日里不可一世的“曹主任”，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他清楚地知道，这次不是打架斗殴、寻衅滋事那种关几天就能出来的小事，当街持枪杀人，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他。慌乱之中，他连夜叫上叶祥林、陈少华这两个跟他一起扣动扳机的核心心腹，三人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把仅剩的现金胡乱塞进包里，连夜坐车逃离了南京。

他们的第一站是杭州。

选择杭州，是因为曹锦强早年间在那里认识几个道上的人，想着好歹能有个照应，可真到了杭州，他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平日里称兄道弟的那帮人，一听说他在南京犯了命案，一个个躲得比兔子还快，电话要么不接，要么推三阻四地说自己最近手头紧、不方便。

曹锦强坐在杭州某个破旧的小旅馆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凉意。他脸上那种惯常的从容和傲慢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灼和疲惫，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整个房间烟雾缭绕，叶祥林和陈少华也不敢吭声，气氛压抑得像灌了铅。

在杭州躲了没几天，他们觉得离南京太近，不安全。三人合计了一下，决定往南走，越远越好，最终一路辗转潜逃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曹锦强才发现真正的狼狈才刚刚开始。在南京的时候，他是前呼后拥的“曹主任”，吃饭有人订桌，出门有专车，兜里从来没缺过钱。可现在呢？他们像三只过街老鼠，挤在城郊一间逼仄的出租屋里，窗帘从早拉到晚，连出门买包烟都得左顾右盼，生怕被人认出来。曹锦强那张白净微胖的脸，短短几天就瘦了一圈，眼眶凹了进去，下巴上冒出了乱糟糟的胡茬。

更致命的是，钱快花完了。他们逃得匆忙，没来得及从赌场和猪小肠生意里抽出多少现款，带的几万块钱在深圳这种地方根本经不起折腾。

交完房租、买完必备的生活用品之后，三个人兜里加起来也没剩多少。曹锦强开始变卖身上值钱的东西——手表、金链子，能当的都当了，可换来的那点钱依旧杯水车薪。

吃饭从饭店退到了小摊，从小摊退到了泡面，后来连泡面都得省着吃。最后，曹锦强把身上仅剩的几百块钱分成三份，自己留了最少的一份，把另外两份塞给叶祥林和陈少华，让他们出去买点烟和吃的。

他拍着两人的肩膀说：“熬过这一阵，等我联系上深圳这边的朋友，咱们就能翻身。”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到最后估计连他自己都不会信了。

讽刺的是，曹锦强把仅有的钱分给两个兄弟，换来的却是最彻底的背叛。

那天下午，叶祥林和陈少华拿着钱出门，说去买饭，曹锦强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等。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回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回来。

他开始觉得不对劲，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等到天彻底黑下来，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他才终于明白过来——这两个口口声声喊他“大哥”、跟他一起杀过人、沾过血的心腹，拿着他给的最后的盘缠，把他一个人扔在了陌生的深圳，自己跑路了。

曹锦强坐在床边，盯着墙上斑驳的污渍，半天没动。他没有暴怒，没有砸东西，只是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在那里。这个靠“兄弟义气”起家的黑老大，在人生最需要“兄弟”的时候，被自己用命去罩的手下像丢垃圾一样丢掉了。

他一直以来信奉的那套江湖规矩，在生死面前碎得渣都不剩。

接下来的日子，他彻底成了孤家寡人。白天不敢出门，只能趁半夜跑到楼下垃圾桶旁边的小卖部买点最便宜的面包和矿泉水。有一回他在小卖部的玻璃门上看到自己的倒影，头发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衣服皱得不像样子，眼眶深陷，整个人像老了十几岁。他愣了好几秒，才敢确认镜子里那个落魄潦倒的流浪汉就是自己——那个曾经在南京城呼风唤雨的“曹主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曹锦强在深圳的狼狈躲藏并没有持续太久。

南京警方在案发后迅速成立了“901专案组”，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侦查手段，对他的社会关系、通讯记录、资金流向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警方顺藤摸瓜，辗转数省，一步步缩小着包围圈。1998年7月7日，当办案民警在深圳那间破旧的出租屋里将曹锦强按倒在地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也没有大喊大叫，只是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在南京城嚣张了四年之久、背上背着数条人命的黑社会头子，逃亡的日子总共只持续了不到四个月，就被押回了南京。

被押回南京后，曹锦强被关进了南京市看守所。那个曾经西装革履、前呼后拥的“曹主任”，在看守所审讯室里呈现出与其罪行极不相称的外表特征——这个时年35岁的黑帮头目身高1.75米，皮肤白皙，体型微胖，说话时嗓音低沉沙哑。与影视作品中张牙舞爪的黑老大形象截然不同，曹锦强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出异常的安静与木讷，时常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他的脸上再也寻不见一丝“老大”的戾气，整个人变得极其讷言。

然而这沉默的外表之下，并非真正的认罪悔罪。

据参与审讯的办案人员回忆，刚到看守所的那段时间，曹锦强负隅顽抗，心存侥幸。为了对抗审讯、让自己有理由一言不发，他竟然趁看守人员不备，用开水烫伤了自己的喉咙，试图以喉咙受伤无法说话为由，来抗拒警方的提审讯问。

他以为只要自己不开口，警方就拿他没办法。这一招可谓凶狠——对自己都下得去这样的毒手，可见此人心性的狠绝，可是在堆积如山的铁证面前，在专案组办案人员昼夜不停的审讯攻坚下，他筑起的心理防线一点一点地开始崩塌。

随着审讯的深入，尤其是在同伙相继落网、大量证人证言被摆到面前之后，曹锦强逐渐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他不再像最初那样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开始有限度地对犯罪事实做出交代。

据办案机关披露，曹锦强在审讯后期供述了多项关键犯罪事实，包括出资指使手下乐敏前往安徽购得小口径步枪3支的事实，也承认了自己在地下赌场组织聚众赌博、发放高利贷非法牟利的犯罪经过。

虽然每次交代问题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地停顿很长时间，似乎每说出一个字都需要经过精密的盘算，但最终摆在眼前的桩桩铁证，让他不得不低头认罪。

2001年2月1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内部气氛格外肃穆。这一天，是对以曹锦强为首的黑社会团伙成员25人进行一审判决的日子。

法院审理查明，曹锦强及其组织在1995年到1998年期间，犯下了故意杀人、非法买卖运输枪支、非法私藏枪支、聚众赌博、寻衅滋事等多项令人发指的罪行。审判长庄严宣判：被告人曹锦强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社会危害性极大，以故意杀人罪等数罪并罚，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手下头号打手叶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陈少华、刘育康等人犯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罪等，分别被判处三到十四年有期徒刑。

死刑判决下达之后，曹锦强被转入重刑犯牢房单独关押，等待死刑复核程序的推进。

据见过他最后一面的人回忆，那段时间的曹锦强整个人都蔫了，白天大多时候默默坐在铺板上发呆，偶尔会对着墙壁念叨几句妻子和孩子的名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距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了。

据零散的相关材料记载，在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里，曹锦强曾向看守所提出请求，希望在临刑前见一见家人。他提出想见的是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这个请求经过审批后被允许了。

据说，最后见到家人的时候，曹锦强在妻子面前掉了泪，嘱咐她把孩子带好、别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黑老大，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候，终于卸下了那层“曹主任”的坚硬外壳，露出了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在诀别之际最本能的脆弱。

死刑执行的日子到了。

按照程序，曹锦强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有极少数曾经参与此案相关工作的人员留下过只言片语的回忆：被押出牢房那一刻，曹锦强的双腿明显有些发软，两名武警架着他的胳膊，几乎是半拖半扶地把他带出了监区。

他脸色灰白，嘴唇发乌，此前微胖的身形已经消瘦了许多，囚服穿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的。在押解车驶出看守所大门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看，只是死盯着车顶棚发呆。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往日冲锋陷阵时那股什么都不怕的“疯劲”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死神真正降临的时候，最凶狠的亡命徒也一样会怕，一样会抖。

没有人知道他在刑场上的最后遗言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被枪口对准的那一刻脑中闪过了怎样的画面。

正义的枪声终结了曹锦强罪恶的生命，但那个因暴力而生的黑色帝国遗留给家人的，只有无尽的苦难。

他生前，为了所谓的“兄弟义气”，把大把大把的黑心钱分给手下挥霍，而每个月却只给家中的妻子和孩子留下区区1000元的生活费。

在他伏法之后，家里彻底没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难，过去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和小弟们，此刻全都避之不及，唯恐惹祸上身，无一人肯伸出援手，可怜他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妻儿，甚至连孩子上幼儿园的学费都出不起，受尽旁人的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