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12月12日深夜，西安临潼华清池的一阵并不激烈的枪声，却震惊了中国和世界，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扣住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

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那些为数不多却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巨人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空发生了碰撞……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1990年张学良恢复自由后，首次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长井晓的长时间专访时，张学良对最为关键的几场会谈却三缄其口，避而不谈。

他说:如果我要说出来的话，就会伤害很多人。

当时采访他的日本记者长井晓说:张学良这次痛快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说了许多的历史事实，可关于蒋周会谈却表现出一种绝对不能说的坚定意志。

那是在12月24日晚10时左右，在高桂滋公馆蒋介石同周恩来实现了的历史性会谈。

长晓井问:蒋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先生，当时您应该在场吧？

张学良说:我不但在场，周先生是我领他去的。

他说: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尖锐的提问，请不要再往下问了。

记者问:对那时他们谈话的内容您还记不记得？

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多说了！

您对西安事变只讲了一些边缘性的问题，您说还有一些不能讲的事，那是因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如果你们了解我的苦衷就会理解了，首先这个问题不应该出自我口，让我说出来就是自夸了。

其次是我不想因为我的讲话伤害他人，说出来的话会伤害很多人。

他究竟有什么苦衷？他说出来会伤害什么人？

关于这次的蒋周会谈，虽然后来也有了若干文献的论述，可大多是第三者回忆的旁证，而真正的真相，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埃德加.斯诺所著的《中共杂记》中说:这次会谈中，蒋一上来说的话是:我们再也不打内战了。

往下蒋就只讲没有意义的话了，比如说:.“内战中我常常想起你们，就是战斗最激烈时，我也没有忘记你们曾经为我积极活动，最好能再一次合作……”

虽然斯诺的著作离当时事件发生时比较近，可从现在看来似乎并不符合蒋后来的人设。

在12月23日，也就是蒋周会谈之前，宋美龄与周曾有过长达2小时的会谈，事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会谈的情况，她刻意的隐去了周的名字，她说:

“余与此人长谈2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

这就说明当时事变突然，我党并未参与其中，这点儿宋美龄也是认可的。

“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诉一语而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亦谓言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

从上述言谈，似乎能刻画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周握有解决事件的钥匙。

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虽然大家的目的都是希望蒋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当时无论是张和杨的意见对立，还是西北委员会的过激分子与妥协派的斗争，甚至我觉得连宋家姐弟的意见都未必一致，而周则成了这个巨大漩涡的中心。

将这些资料同当时的情况联系看，看不出这次会谈中有过什么特别的交易，比如说蒋当时在某个文件上签了名。

可对于蒋周两次会谈的内容，当时在场的张学良究竟有什么不能说的苦衷呢？

我认为可能是对于蒋来说，在拘禁的非常情况之下，会见宿敌共产党的代表，而以后的历史又是按照对方所指出的那样向前发展，这对他来说，无疑是终生难忘的屈辱。

这也让当时身处漩涡的张学良一时不知所措，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宋美龄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

“张对余解释: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事之全部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就这样，张自动跳入了充满敌意的南京，当周得到消息赶到机场时，张己上了飞机，此后张学良就从历史的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个世纪，事件的当事人都已做古，迷团可能永远无法破解，可每次读到这些史料时还是让人心潮澎湃，不知当时我们的总理是如何长袖善舞的转动了历史的车轮，让这个古老的文明从此又焕发了青春！

参考资料:百年春秋 第二卷

《西安事变三忆》第183

埃得加.斯诺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中共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