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自传十七

接上文

他又不请人复看，马上发印，以致不但错字错点而且次序颠倒。线装书每有页码，第一页就算第一页，再接着第二页、第四页的，翻来过去看书的时候，点的人既不曾贯通，校的人更马虎，就随翻了这个错误。为这错又重改重排，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页数自然相左，如页码之重排，原来页数已不存在，当是不下细核，除非他原本校对时是再也说不下了。

所以王云五真是旧书的蟊贼，遇不懂全属他的发明而哪知其大胆妄为，害遍国人了。又中华书局规规矩矩，出了一部《四部备要》，既为介绍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只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测起来，他们刊印此书的目的恐怕只为替资本家来做官宣传的。我们如做此事，应在大学文史两系的学生中选取学问可有相当根基而心又仔细的，加以几年的训练，然后令他们到各图书馆、各藏书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汇合起来，汰劣存优，做一个“集注”，然后加以标点、分段，做校勘记和索引，使得读者得了这一本便可直读，不必旁骛。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这个整理而后古书可读，古人遗产的真面目可为极远的后人所认识。

印行古书虽在现在时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则今日必做，因为能读古书的人越来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请他们担任整理的工作，到时局安定，大家想读古书的时候，这已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且现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国，通汉文，读中国古书的日多，只要看两部《皇清经解》在市面上绝了迹，就可知外国人觊觎我国线装书数量之多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印出这种标准本来，不但全中国的图书馆和大学都要置备，即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大学也无不置备，而且有永久的销路，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是旧的一条路，也是衔接着商务的《四部丛刊》而前进的。

我怀抱了这样一个大计划，可惜找不到大资本家和我合作。有一次，晤见商务的总编辑张天泽，他为和总经理王云五搞得不好，正谋改业，他有志自办一个出版机构。我想，他是厦门人，厦门是商业中心，他从小耳濡目染，想来他懂得经商，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商务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术和金钱的运用，更具备了适宜的条件，因此怂恿他干。经过许多朋友的帮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万元，当时可换得黄金20条，虽不算多，比了我们的朴社究竟宽裕了。机构成立，定名中国出版公司。不幸得很，他做惯了王云五的干部，没有独当一面的勇气，进一步退两步，迁延迁延，存在银行的钱愈来愈贬落，我的极热切的期望完全落空了！

就在这时，我到北碚游览，认识了亚光舆地学社的金擎宇。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纬宇等在抗战揭幕后创办亚光，制印地图。为了那时逃难的民众和开拔的军队都需要地图做旅行中的参考，有一种袖珍的《中国分省图》竟于数年内销了35版，每版1万册，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这时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广西一带推销，他则为了邀请制图人员到重庆。到了之后，知道科学工作人员集中在北碚，制图以北碚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边盖了几间屋，设立中国制图社。既和我遇见，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就请我加入，成立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聘我为社长。

我家在柏溪，离北碚六十里，本不能去，忽然我的妻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无法延医购药，死了连棺材都买不到，托人从磁器口买了来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这穷乡僻壤，要迁家到有医院的地方，而北碚恰恰合这条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长。过不多时，金氏昆仲来北碚协议扩大组织，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国图书局。我当时正值丧妻之际，不但积蓄都光，而且负债累累，哪能加入股子。承他们的好意，替我加入20万元，于是我也成了书局的股东。抗战胜利，书局迁到上海，再谋扩充资本，定股份总额为2亿元。那时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较多，陆续付款，到招股截止时凑足了200万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

1946年7月，开股东大会，万想不到，被推为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副总经理陈宣人，前在商务担任事务多年，抗战期间在重庆办大信文具公司。经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亚光总经理；一丁君匋，前生活书店及《大公报》馆的函购部主任。协理一人：金纬宇，即亚光的副经理。他们为什么选我呢？一因我年龄最长；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游众多，做书店生意不能无教育界的联络。我坚决地辞谢，因为我实在不会做经理部工作。但他们说：“不妨，经理部的工作自有我们做，不来烦你。你只要在外面做联络的工作就是了。”因此，我虽负了总经理的名义而仍住在苏州。公司有事，打一电话来，我就到上海去。所以我得在苏州住了两年，担任社教学院的教授。

在这里，我当说一说我的家庭状况。我们顾家大都住在沪宁路沿线，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时是唯亭乡的一个富农，每逢灾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到万历间迁到苏州城里，从此专事读书，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书或游幕。太平天国时代，苏州城里受了严重的兵祸，祖先产业荡然。我祖父两代辛勤，又挣起一份家产。到我父老年，有田400亩，屋50间，现款4万元。这份产业也不算小，但与我无干。因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抚养成人，我自小和继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们的产业，看我父仅我一子，心想只要把我赶掉，我家的产业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继母常在我的父亲面前交互说我坏话，挑拨我们父子间的感情，所以我决心远离家庭，自祖母死后撤座，就把妻女们接到北京，说：“从此这个家不是我的家了！”当北京政府欠了一两年的教育费时，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见报载情状，写信给我，说：“要不要由我接济？”我咬紧牙关，说：“男在此自有办法可想，请大人宽怀！”实在，当这教育界普遍的贫困时，想办法是何等不易，我只怕父亲寄了钱来，继母和叔父更进谗言，宁可拒绝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我父收入多而开销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点积蓄。继母和叔父都亡故了。抗战之际，我父病逝，我不得归家治丧。田地托给姻戚管，他为了抽大烟，卖去了两百亩。抗战结束，我回到家里，存在银行的现款又成了废纸。为办婚丧，又卖去了百余亩田。到这时，我父遗下的产业只有房屋可以收到一点租金，其余全完了。为什么说全完了？因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这件事，我要为苏州的地主说几句公道话。别的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农民直接受田主的剥削，而苏州则不然，我们的地主是和佃户不见面的。所以这样的原因，就为苏州人太喜欢享受，无论有钱没钱，衣食总求美好，每一个男子总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来度他的日常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太有规律了，自早起起到夜寝都有适当的支配，弄得不但远方不能去，即离城不远的乡间也惮于涉足，所以城里的地主简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这种“大少爷”的派头是明、清全盛之世养成的，为了这样，所以无锡、南通成了工业区，上海成了工商业区，而苏州的地主只能在糊涂的生活里度过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渐渐地没落下去，而不会学了人家改变生产的方式。

在前清时，农人抗不缴租，还可请求官厅替他追缴，用打屁股来威吓他们。但民国成立，官厅早已不管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乡，所以佃农不缴也只得任他。在抗战前，缴纳的已经不多，靠田租过日子的显出奄奄待尽的样子。

抗战后一切失了常态，缴纳的竟成为例外。我父亲未死前曾对我说：“你做到55岁，就归家来专心著作罢，我积下的产业是够你养老的。”但1946年，我自重庆归来，百亩的田租仅仅收到法币10万元，不足半月的家用。我知道没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书局的企业，走上了新式生产的道路，心想：吃饭问题总不太严重吧？大中国图书局开张在上海之后，营业极佳，因为我们在重庆已绘了好些地图，外蒙让出去了，台湾收回来了，东三省变为东北九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