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回忆录中，曾70次提及冯玉祥，并最终用了一句话“一棍子打死”了冯玉祥，他说：“这是个残忍、谎话连篇的人，我这人做不出他做的事！”
张学良和冯玉祥两人，生前几乎没有过正式交集，且一个是奉系，一个是直系；两人的年岁还差了20岁！既如此，张学良为何会如此痛恨冯玉祥呢？这里头，究竟有什么渊源？
这个问题的答案，若从人性角度剖析，将非常简单，用一言以蔽之就是：“三观不合”。
人的三观是是家庭环境、教育、生活境遇和性格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学良和冯玉祥虽都是军阀出身，可所处时代不同，性格迥异，境遇也截然不同，如此一来，他们的三观自然也有极大的差异。
张学良从小将父亲张作霖视为偶像，他比较吃绿林好汉那一套，特别重义气、重承诺，他也从张作霖那里学到了争强好胜、勇于冒险等特质。
张学良的前半生因为一直有父亲的庇护，所以极顺，他几乎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挫折。这样顺遂的成长环境，也让他因为缺乏磨砺，而有了优柔寡断的弱点，这样的人，并不堪担大任。
相比一直有人罩着的张学良，冯玉祥则万事靠自己，其一生所经历的挫折和曲折，远非一般人能想象。冯玉祥比谁都怕摔，因为对他这样完全靠自己走出来的人，错一次就将是万丈深渊。所以，他一生虽八次倒戈，但在关键的杀伐决断上，总是非常干脆。同时，他也非常现实，绝不会讲什么哥们义气。
张学良一生共干过三件大事，分别是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后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及西安事变。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优柔寡断特性的最大体现，这点毋庸置疑。
表面看，东北易帜和西安事变有积极意义，且是张学良“杀伐决断果敢”的象征。然而，若仔细剖析就将发现，在这两件事上，他的处置也尽显他优柔寡断的特质。
先说东北易帜，它的确结束了军阀格割据的局面，挫败了日本分裂东北的阴谋，可“东北易帜”压根儿就不彻底，易帜后，张学良在东北搞的还是东北地方主义那一套。
西安事变就更不用说了，在最关键的兵变过程中，面对杨虎城“杀蒋介石”的决定，他在“杀与不杀”之中反复摇摆。
最后，始终对蒋介石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张学良，还天真地在放了蒋介石一条生路后，为他“送行”。
不杀蒋介石其实无妨，关键，你张学良当真完全没有必要去送行啊，而且还是直接送到南京。周恩来得知这事后，吓懵了，他立即前往机场劝阻，可惜他来得太晚了，他抵达机场的时候，张学良已经跟着蒋介石一行上了飞机了。
周恩来为这事，不止一次摇头叹息。
相比之下，冯玉祥做事就完全没有“左右摇摆”那个环节，他总是飞快做决策，且一旦决策就不会回头，他的行事作风也更直接，在杀与不杀的问题上，他通常会坚定地选择“杀”。
“复土有功”的徐树铮，曾被张学良怀疑是冯玉祥所杀。这事，极有可能真是冯玉祥干的，毕竟，在杀伐决断上，他是极其干脆的。
冯玉祥曾与张学良亦师亦友的的郭松龄，一起结盟反奉，可到了关键时刻，冯玉祥临阵倒戈，导致郭松龄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最终战败身亡，足足被暴尸三日才下葬。
张学良和郭松龄关系极复杂，某种程度上，他对郭松龄有着极深的感情。如此一来，他势必在怨恨冯玉祥“狠辣”“反复”的同时，将他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
捋清楚了这一层，再看张学良对冯玉祥的“一棍子”评价，就很通顺了。他说“我这人做不出他做的事”，当真也是客观评价。三观不一致的人，怎么可能做出相同的事呢？
不过话说回来，张学良六大本《张学良口述历史》，这里头，他评价的历史人物少说也有几百，得他好评的却极少。所以，他骂冯玉祥也属于“正常现象”。
张学良一生清高，他真正服气的人，只有张作霖、周恩来和毛泽东三人。
这三人中，张作霖是自己少年时的偶像，后两者，则都是以才能和人格魅力折服了他。
张学良评价冯玉祥的种种再次启示我们：某种程度上，决定命运的，其实是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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