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曾在《国人的精神荒芜了吗？》一文中提到一位住在中国的法国人在1701年说的一段话：“这是一个只怕皇帝，只爱钱财，对一切有关永恒的主题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民族。”谈的是他对中国人的印象，这个印象可以说是想当负面，又由于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而不是单指某几个人，这段话就显得格外扎眼。李银河并没有直接评价这段话，只是指出这名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采用了二分法，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这位法国人说“对一切有关永恒的主题都无动于衷”无疑是说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几近于零。这么讲，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也说明这名法国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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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并未直接说出这位法国人是谁，但这难不倒我们。1701年在中国生活的法国人肯定不会很多，查一下便知是沙守信。他在1701年12月30日致巴黎耶稣会教士郭弼恩的信中提到“我们必须不泄气地和这个只怕皇帝，只爱金钱，对永恒的东西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民族谈论宗教……我们还知道，中国人最爱炫耀自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最有文明的民族…… 我们在这方面（‘中国式的礼貌’）越是擅长，欧洲的科学就能够帮助那些大人物们克服他们对来自外国的东西所持有的极大蔑视”。（参见图片划红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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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费赖之著《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1552-1773)》，沙守信 (Emeric de Chavagnac) ， 1670年3月1日生于法国，1685年9月17日入耶稣会，1701年9月9日抵达上川岛附近，和其他几位同会神父在广州集合，随即被派去江西工作。1717年9月14日卒于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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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守信来华仅三月余便对中国人做了一个整体性的评价，不能不说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不能代表对中国人的客观、全面的认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理解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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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守信在信里以赞赏的口吻谈到了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不仅在当时赢得了皇室和上层官员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信任，而且在几百年后也赢得了当代中国学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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