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超25公里/小时即断动力”的硬性限速设计，虽以安全为初衷，却陷入简单化治理误区——将复杂的交通安全管理，简化为对单一技术参数的粗暴管控，非但难以实现预设目标，更衍生多重非预期后果，亟待深入审视。 一、安全悖论：绝对限速催生相对风险 该政策的核心逻辑“限速即安全”，忽视了交通安全的系统性本质。电动自行车被强制锁定25公里/小时后，在普遍限速50公里/小时的城市混合车流中，会形成显著“速度差”，沦为低速障碍，既增加被机动车追尾的风险，也迫使机动车频繁超车，破坏交通流协同性。更关键的是，在超车、爬坡或规避突发危险（如行人横穿、车辆违规逼近）等需瞬时动力的场景，“断电”设计直接剥夺骑行者的避险能力，埋下瞬间失控隐患。可见，“绝对低速”并未带来“绝对安全”，反而制造了新的风险点。 二、权利剥夺：技术强制替代个体判断 该规定以技术手段直接取代骑行者的情境判断与自主决策权。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驾驶汽车时，需自主判断路况并为超速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骑行电动自行车时，即便基于开阔路况、避险或提升通勤效率的合理提速需求，也被系统预设指令否决。这本质是将全体骑行者预设为“不可信任的规则破坏者”，通过“性能阉割”实施前置惩罚，违背了现代法治“权责对等”与“尊重个体理性”的核心原则。 三、治理失效：政策目标催生对立后果 硬性限速引发多重负面连锁反应：其一，通勤效率大幅下降，迫使中长距离出行者转向摩托车或私家车，间接加剧城市拥堵；其二，催生庞大非法改装产业，用户为恢复车辆合理性能寻求“解码”，使车辆安全脱离监管，形成更大“地下风险池”。政策本欲强化管控，最终却将风险驱赶至监管盲区，导致治理目标自我消解。 四、路径重构：从“性能阉割”转向“行为治理” 更优的治理范式应跳出“管制工具性能”的误区，聚焦“规范骑行行为”：可将限速值科学提升至35公里/小时左右，更好匹配主流慢行车流速度；以“超速预警”柔性干预替代危险的“瞬间断动力”；将执法资源重点投向闯红灯、逆行、侵占机动车道等高危违法行为，实现精细化治理。 城市交通治理的智慧，在于平衡安全与效率、规制与活力。好的政策应引导公民形成自觉规则意识，而非通过削弱工具性能适配最低标准。为电动自行车解开设速之缚，实则是为现代城市治理解锁更精细、人性化、高效能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