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一次游泳过后不慎患上重感冒，经介绍求助一位老中医，但那位中医却说：“必须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否则我绝不会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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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夏天，青岛的海风吹在身上，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

当时正在这里开会的毛泽东主席，工作之余有个保持了多年的习惯——去海里游泳。

他觉得在大风大浪里搏击，既能锻炼身体，也能磨练意志。

七月的一天，毛主席像往常一样，在第二海水浴场游了挺长时间。

那天水温有点低，上岸后他就觉得不太舒服，到了晚上便开始发烧、咳嗽，明显是着凉感冒了。

随行的保健医生立刻给主席用上了当时常用的西药，退烧的、止咳的，该用的都用了。

可是连着吃了七八天药，病情不但没好，反而更重了。

他咳嗽得更厉害，晚上也睡不好觉，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

眼看后面还有重要的会议要主持，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急得不行，保健医生也束手无策，该换的药都换过了，就是不见效。

这时候，当时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听说了这个情况。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山东有名的老中医刘惠民。

舒同自己以前得过一场比较麻烦的病，就是请刘惠民给看好的，对他的医术很有信心。

于是他向毛主席建议，是不是可以请这位刘大夫来看看。

这个提议一出来，就引起了不同的看法。

毛主席身边的保健团队主要是学西医的。

他们对中医不太了解，听说这位刘大夫开药喜欢用一些剂量比较大的药材，心里不免有些打鼓，担心主席年岁大了，身体受不住。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问问主席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听了汇报，倒很爽快。

他想起在延安的时候，自己的关节炎就是请当地一位叫李鼎铭的老中医给治好的，对中医并不陌生。

他说：

“舒同同志推荐的，应该信得过，就请刘大夫来看看吧。”

刘惠民被接到毛主席的住处时，穿着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人很清瘦，但眼神很亮。

他坐下来，仔细地为毛主席把脉，又看了舌苔，问了一些情况。

然后他很肯定地说，这是受了风寒，拖得久了些，吃几副中药调理一下就能好。

但在开药方之前，刘惠民很郑重地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抓药的时候，要由舒同的夫人石澜同志陪他一起去药房；

第二，煎药必须由石澜同志亲自来，照他说的法子煎；

第三，药煎好后，也要由石澜同志看着主席服下。

在场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刘惠民这是把责任分得清清楚楚，万一有什么问题，从抓药、煎药到服药，每个环节都有见证，谁都推脱不了。

这既显出他的慎重，也透出他对自己医术的自信。

舒同马上表态支持，说刘大夫的医术他信得过，他爱人可以负责这些事。

毛主席也笑了，说既然舒同敢担保，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于是，石澜就陪着刘惠民去药房，一味药一味药地仔细核对、称量。

回来之后，又在刘惠民的指点下，守着个小炭炉，慢慢地煎药，火候、时间一点不敢马虎。

药煎好了，她端着温热的药碗，看着毛主席把药喝下去。

就这样，一连三天，天天如此。

效果出人意料地好。

到了第三天，感冒症状基本好了，而且多年来困扰主席的失眠问题，居然也有了好转。

毛主席很高兴，还特意问起药方里的一味主药——酸枣仁，为什么要生熟掺着用。

刘惠民解释，这味药很妙，生的能提神，炒熟了能安神，两样合在一起用，能调节人的精神，正好对症。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

病好之后，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次看病的经历。

他说自己三十多年没吃过中药了，这次感冒西医治了十来天没见效，刘大夫三副药就给治好了，这说明中医药确实是个宝库，有它的独到之处。

这次看病的经历，也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他对中医药的价值有了更切身的认识。

后来，毛主席多次强调要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开始有组织地让西医学习中医，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人才。

可以说，这次看似偶然的看病经历，对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那位刘惠民大夫，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信任。

半年后，毛主席去莫斯科参加重要国际会议，还特别点名要刘惠民随行，担任保健医生。

在莫斯科期间，毛主席身体一直不错，顺利完成了各项外事活动。

如今回过头看，1957年青岛的这段往事，不只是一段领袖看病的趣闻。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医药的切实疗效，也反映了一代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开放态度。

主要信源：（仑策——1957年，主席感冒，求助老中医，却告：须答应三条件，否则难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