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8日，身在台湾的蒋介石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里表示，中国大陆的翻译员周鸿庆在访问日本时，突然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 电报送到台北土林官邸时，蒋介石正在处理对日贸易计划。看到“政治避难”四字，他没有愣神太久，立即指示驻日代表处全力斡旋，要把周鸿庆接往台湾。 这不是单纯的人员转移，而是一场舆论战的突破口。“大陆干部出逃”，正好可以在国际舆论上打击北京，拉高台北在冷战格局中的存在感。 周鸿庆出现在苏联大使馆，对苏方来说也是个麻烦。1963年中苏关系已急转直下，苏联对中国的核项目援助早已中断，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分歧严重，边境摩擦不断。 苏联不想因周鸿庆而再度刺激北京，更何况此人身份普通，不具实质情报价值。苏方通知日本警方后，事情迅速进入外交程序。 日方将周鸿庆暂时安置在东京拘留所。 台湾方面随即派出谈判代表，多番游说、承诺待遇。所谓“阳明山寓所”“义士头衔”“特别津贴”一项项列出，场面甚至像场招聘。 蒋介石还批准拨款设立“归义人员安置专项”，表现出十足的诚意。 但北京方面的反应也没慢。外交系统开始通过日本各界斡旋，重要的是，一封信从北京的胡同寄出，经由第三国转交东京。 这封信并不长，周鸿庆一眼就认出妻子的笔迹，提到孩子近来常梦见父亲，还说巷口那棵槐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 这些话让他情绪失控，连续几晚睡不着觉，谈判代表递过来的文件他拿起几次，又放下。 台湾此时的反应越来越激烈。情报单位催促日本政府“尽快完成转交”，还通过媒体放风炒作此事，引导公众关注。 10月下旬，台北发起“五不运动”，提出不买不卖、不通不接的对日抵制。港口开始拒收日货，媒体整版刊登抗议标语。 不过，日本商社反应迅速，转向暹罗、缅甸等地采购大米，不久后大陆也开始通过香港中转出口稻米至日本。原本以为可以打击日本的运动，却意外促成了中日之间非官方贸易渠道的第一次扩大。 1964年初，运载着大陆大米的“白山丸”号驶入横滨港。 1964年元旦刚过，日方向外界宣布，将依据周鸿庆本人意愿遣返中国大陆。这一结果在台北激起强烈反弹，但已无回天之力。 周鸿庆在船上没有说话，口袋里那封信已被他反复揉皱，字迹模糊。他看着海面，风吹乱他的头发。心里没想宣传，也没想政治，他只是想回家。 这场看似偶发的“叛逃风波”，却在中苏、中台、日台多方之间揭开了冷战格局下的外交缝隙。蒋介石要宣传，苏联怕激怒中国，日本要保稳定，北京用一封信改变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