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咸丰帝正式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中央级外交机构，标志着传统“朝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过渡的关键节点，也被视为中国近代化改革的起点之一。

一、背景：条约体系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条约冲击：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迫使清政府开放11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驻京、设立领事馆，传统“理藩院”无法应对。
战争惨败：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中央被迫直面“夷务”。
国际压力：条约规定1861年3月前必须在北京设立专门外交机构，否则列强拒绝撤兵。

二、设立过程：从“抚夷局”到“总理衙门”
1860年12月：恭亲王奕䜣、文祥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取代临时性的“抚夷局”。
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正式批准，任命奕䜣为总理大臣，文祥、桂良等为大臣，机构设于北京东堂子胡同（原理藩院旧址）。
职能扩展：除外交外，还兼管通商、海关、铁路、电报、矿务、教育等“洋务”，成为19世纪中国改革的总枢纽。

三、制度创新：近代外交的“零的突破”
中央级机构
首次以“中央衙门”名义与外国公使对等交涉，打破“理藩院-朝贡”旧制。
专业化官员
设立“总税务司”“同文馆”等附属机构，培养第一批近代外交人才（如曾纪泽、郭嵩焘）。
附属改革
1861年附设“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与科技人才；1863年设“总税务司”，引入外籍专家管理海关（如赫德）。
国际对接
1861-1862年，英、法、美、俄公使首次驻京，与总理衙门对等交涉，中国正式融入近代外交体系。

1861年1月20日的“总理衙门”，用“总理各国事务”六个字，把“天朝上国”第一次拉进近代外交体系；它不仅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起点，也是19世纪洋务运动的总枢纽，为铁路、电报、海关、海军等近代化项目提供了制度容器，成为中国近代化改革的“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