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躲在加拿大的那帮人，怕是要彻底睡不着觉了。 中加两国刚签了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这信号还不明显吗？以前觉得那是“避罪天堂”，现在看来全是笑话。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程慕阳，河北前省委书记的公子哥。这人打1999年就逃到了加拿大，一躲就是二十多年。 程慕阳的父亲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他本人早年就牵涉严重腐败案件，还帮父亲的秘书李真转移赃款，勾结他人侵吞国有资产，这些罪行都被明确记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里。 程慕阳初到加拿大就没闲着。他靠投资移民身份站稳脚跟，2002年在温哥华注册了慕阳国际公司，还涉足当地房地产项目，列治文国际贸易中心的开发就有他的参与。 为了巩固在当地的生存空间，程慕阳多次向卑诗省自由党捐款，前后累计捐款次数达九次，金额七千多加元，还针对性地给不同党派领袖捐款，试图靠政治献金铺路。 他的家人也跟着在加拿大享受不法所得。一家四口住在温哥华西区的高档社区，三个儿女都就读于当地著名私校，长女甚至还担任过卑诗省青年自由党领袖，深度融入当地政治青年圈。程慕阳靠着转移到加拿大的赃款，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完全一副扎根当地的姿态。 为了长期滞留加拿大，程慕阳照搬了赖昌星的老套路。2014年他正式提交难民身份申请，试图以所谓“政治原因”逃避遣返。 加拿大难民署最初以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犯下严重非政治性罪行为由，驳回了他的申请。程慕阳紧接着就向温尼伯法院提起司法复核，还特意聘请了赖昌星的“御用律师”大卫·马塔斯。 这位律师深谙中加法律差异，擅长利用加拿大“程序至上”的司法原则拖延时间。2015年温尼伯法院最终判定程慕阳司法复核胜诉，把他的难民申请发回难民署重新审核。这一操作让程慕阳又获得了长期滞留的机会，也让案件陷入类似赖昌星案的拉锯局面。 但中加这次新签的合作协议，直接戳中了程慕阳这类人的命门。双方不仅强化了跨国犯罪打击的协作，还完善了被追缴资产的分享和返还机制。这份协定是中国专门针对境外犯罪所得缔结的首个专项协定，细化了之前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里关于赃款赃物查找、移交的条款，甚至明确了无主犯罪资产的分享规则。 断财路比单纯追人更有效。当年赖昌星能在加拿大躲十二年，靠的就是雄厚赃款支撑诉讼。可等到资产被逐步追缴，无力支付高额律师费后，曾经的“御用律师”直接失联，最终只能被强制遣返。这个教训对程慕阳来说再深刻不过，如今中加合作收紧资产管控，他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 除了追赃发力，引渡渠道也在逐步打通。中加目前虽无双边引渡条约，但加拿大法律允许通过“特定协议”开展个案引渡，双方共同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能作为合作依据。之前“百名红通”人员蒋谦就已从加拿大主动回国投案，这背后正是中加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的结果。 程慕阳之前的侥幸心理，本质是依赖加拿大的司法程序漏洞。加拿大奉行司法独立，难民申请、司法复核等程序层层叠加，能把案件拖上数年甚至十几年。可新合作协议明确了双方证据共享的标准和时限，中方会按照加方司法要求补充完善证据，让程慕阳及其律师再难靠“证据模糊”为由胜诉。 而且中国司法实践的国际化，也扫清了不少合作障碍。之前“死刑犯不引渡”是中加合作的主要顾虑，如今中国司法透明度持续提升，量刑承诺制度获得国际认可，这一障碍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针对程慕阳案，中方完全可以通过明确量刑承诺，推动个案引渡程序落地。 程慕阳在加拿大的生存空间正在全面收缩。他的难民身份申请即便重新审核，也难以绕过中方补充的完整犯罪证据。资产被追缴后，不仅无力继续缠诉，之前靠金钱维系的人脉网络也会土崩瓦解。更关键的是，中加合作不是针对个案，而是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后续还会持续压缩外逃人员的藏身空间。 那些还躲在加拿大的外逃人员，别再抱有幻想。以前觉得跨了国就能高枕无忧，觉得能靠法律差异和赃款续命，现在这些路子都被一一堵死。中加这次合作释放的信号很明确，不管逃多远、躲多久，只要触犯法律，就别想逃脱制裁。 程慕阳们的好日子已经走到头了。追缴资产、完善证据、打通引渡渠道，多重措施层层递进，没有任何可钻的空子。这场跨国追逃，拼的是决心，更是国家间协作的力量。加拿大再也不是避罪天堂，外逃人员唯一的出路，就是主动回国接受法律制裁。 随着国际反腐协作的不断深化，任何试图通过外逃逃避惩罚的行为，最终都会沦为笑话。程慕阳的结局，也将成为所有外逃腐败分子的警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跨国犯罪终究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