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会战，身负重伤的许国璋师长，醒来得知自己部队全军覆灭，亦然开枪自杀殉国。许国璋醒来时，胸口的两处枪伤还在汩汩冒血，浑身的力气被抽干，连抬手的动作都要拼尽全身气力，可听到部下低声说出的战况，他瞬间红了眼，喉咙里挤出嘶哑的质问。 他问的，无非是阵地、弟兄、还有常德城。部下不敢看他眼睛，声音压得极低，说阵地丢了，弟兄们没退下来几个，日本人已经涌进城了。 许国璋听着，那嘶哑的喉咙里再没发出别的声音，只是胸口伤处随着呼吸起伏，血渗得更快了些。旁人以为他会哭，会骂，会捶地，可他没有。一种死寂的平静，比刚才的激动更吓人，罩住了他整个面孔。 他让人把自己扶起来，靠着一面残墙。目光扫过周围仅存的几个兵，个个带伤，灰头土脸。他问清了身边还有谁，番号还在不在。问得很细，很慢，仿佛要把这支已经打光了的队伍，最后在脑子里清点一遍。 然后，他让卫士把佩枪递给他。卫士愣住了，手没动。许国璋没力气吼，只是盯着他，那眼神里什么都没有，空得让人发毛。卫士哆嗦着，把枪放在他勉强能碰到的身旁。 身边的人开始觉得不对，劝他留得青山在。说师长咱们护着你，一定能突出去。许国璋摇了摇头。他可能想到了从重庆出征时的誓言，想到了麾下几千弟兄如今尸横遍野，想到了常德城破后百姓的苦难。 一个指挥官，在传统观念里，城破师丧，死节是一种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交代。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重伤之下，神志清醒时，用尽最后气力做出的决定。他拾起枪，动作慢得让人心焦。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有人想扑上去夺，他低喝了一声“别动！”——那可能是他最后一点力气。紧接着就是枪响。一切挣扎、痛苦、愧疚与不甘，都归于沉寂。 许国璋，川军150师的师长。他不是黄埔系，没有显赫背景，是抗战洪流中无数地方部队将领的一员。这样的人，往往更需要用极致的忠诚和牺牲来证明自己，来为自己的部队正名。 常德会战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惨烈程度超乎想象。守城部队，包括他所在的第150师，几乎是用血肉在填防线。全军覆灭，对他而言，不是战报上的数字，是朝夕相处的面孔一个个消失，是作为主官无法承受之重。 在那个年代，将领殉城，并非孤例。这背后是一种沉重的道德律令和军人荣誉观。他们觉得，丢了阵地，死了弟兄，自己独活便是耻辱。这种选择，我们今天或许难以完全认同，甚至觉得惋惜，认为保存有生力量更为重要。 但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去理解：那是一个“誓与城共存亡”口号并非空话的年代，是将领声誉与国土寸寸相连的年代。他的死，是向死去的弟兄做个交代，也是向后方期待胜利的民众，发出最绝望也最刚烈的信号：此战，我已尽所有，寸土未让，唯死而已。 他的死，震动了全国，也刺痛了同袍。据说，战区长官孙连仲闻讯后，良久不语。这背后是无奈，是悲愤，或许也有一丝对这类惨烈结局的复杂情绪。 军人不怕死，但最高明的军事家，总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胜利。许国璋的死，是气节的巅峰，却也折射出那场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惨重——已经到了需要师长一级将领，用自杀来诠释忠诚和尽责的地步。 我们纪念他，不是歌颂死亡本身，是铭记那种“绝不后退”的精神脊梁。正是千千万万像许国璋这样，愿意把生命押在阵地上的人，才撑起了那个危亡时代的天空。他们的选择，定义了中华民族在最黑暗时刻的硬度。 如今，硝烟散尽，我们已不必再做出如此惨烈的抉择。但那种对职责誓死扞卫、对承诺重于生命的精神内核，是否依然在某些角落闪闪发光？这或许是他留给后世，最沉重的一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