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老师灵魂发问： “我们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那么多的媒体，派出那么多的记者，几十年来谁向中国和向世界进行了这样血淋淋的“斩杀线”揭示？” 这话听着尖锐，却藏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国际舆论场里，我们的传播还处在“被动防守”的阶段，离主动撕开真相的层面还有不小差距。 国际舆论的主导权，长期以来并不在我们手中。西方几家主流通讯社和媒体集团，凭借其上百年的积累、遍布全球的网络和英语的语言优势，构建了一套强大的信息传播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他们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话题的定义者。 我们的媒体记者在海外，首先要完成的是基本的新闻报道任务，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巨大投入才能突破的壁垒。像新华社记者在报道南海仲裁案时，通过扎实的调查，揭露所谓仲裁庭的临时拼凑性质，他们的稿件被全球300多家媒体采用，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反击案例。 但这样的案例还不足以形成常态性的影响力，更多时候，我们的传播内容可能还在努力适应对方设定的框架和语态，试图“融入”主流话语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动出击的锐度。 同时，中西方的新闻报道理念和操作传统也存在显著差别。我们的对外报道，长期以来更侧重于展现国家发展的成就、阐释宏观政策，其基调是建设性的。而一些西方媒体，尤其是调查性报道，其传统更倾向于“扒粪”，即揭露问题、监督权力，其叙事往往充满冲突性和批判性。这种“血淋淋”的揭示，是他们的常见手法。 让我们的媒体队伍完全切换到另一种模式，不仅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对当地社会政治生态有极其深厚的理解和长期扎根的渗透能力，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策划国际传播时，已经强调要“抢首发、敢亮剑、争独家”，全力争夺全球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第一定义权”。但这需要前方记者有极强的临场判断力和后方支持体系快速决策，挑战巨大。 此外，效果的衡量也是一个关键。国际传播是否有效，不在于我们说了多少，而在于别人听进去多少、相信多少。过去，我们可能更关注发稿量、覆盖范围这些“硬指标”。 但现在，评价标准正在转向实际的传播效能。如果只是用我们习惯的宏大叙事方式去讲述，很可能“说了传不开，传了没人信”。中国新闻社实践的“中新风格”——“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以及一些媒体尝试用AI虚拟主播、微短剧等年轻化、故事化的方式呈现内容，都是在探索如何让传播更接地气、更能入脑入心。 值得欣慰的是，当前我们的国际传播策略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是从“讲好中国故事”向“传播好中国价值”升维。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陈述事实，更要善于提炼并清晰传达中国行动背后的理念和价值主张，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 我们需要更多元的主体参与进来，不仅是官方媒体，还有企业、智库、留学生乃至“洋网红”，形成“交响乐”式的传播合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提出的文明型、国家型、治理型和创新型等不同话语类型，也为我们针对不同议题采用不同叙事策略提供了思路。 说到底，国际舆论场上的较量，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茶话会，而是真相与谎言、叙事与反叙事的激烈博弈。派出去的记者，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事件的记录者。他们更重要的使命，是成为真相的坚定传播者和偏见的勇敢打破者。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深厚的专业功底和跨文化沟通能力，更要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和主动设置议题的胆识。 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我们的国际传播队伍也需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断锤炼，逐步从信息的跟进者转变为议程的引领者，从而更有效地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