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刘萍去平度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回程路上，突然钻出10多个敌特，用刺刀逼问他的身份。交通员以为完蛋了，然而，他没想到，刘萍居然很机智地躲过了这劫。 交通员小李吓得腿都软了，刺刀的寒光离刘萍的喉咙不过三寸，敌特头目三角眼瞪得像铜铃：“说！是不是共党探子？不说就给你开膛！” 刘萍却突然“噗通”跪下，双手死死抱住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长官饶命！我就是个跑单帮的货郎啊！” 她故意把肩上的包袱往身前一送，里面的针头线脑、胭脂水粉哗啦啦散了一地。 小李懵了——出发前刘萍明明说自己是教员，怎么突然成了货郎？敌特们互相使了个眼色，三角眼一脚踹在刘萍肩头：“胡说！跑货郎敢走这条荒路？” 刘萍顺势趴在地上，膝盖磨得生疼也不敢起身，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账本，双手举过头顶：“长官您看！这是我的进货账，城里店铺都等着货呢，绕远路是怕遇上兵匪抢东西！” 三角眼一把夺过账本，翻了几页，上面歪歪扭扭记着油盐酱醋的收支，还有几个店铺的印章。可他还是不放心，刀尖挑起刘萍的衣领：“那你跟这小子一起走？他是什么人？” 刘萍眼珠一转，狠狠瞪了小李一眼：“这是我远房侄子，笨手笨脚的，跟着我学做买卖，没想到给长官添麻烦了！” 说着，她悄悄从鞋底摸出两块银元，趁递账本的功夫塞到三角眼手里，“小意思，长官们喝茶，别跟我们小老百姓一般见识。” 银元的冰凉触感让三角眼眉开眼笑，他捏着银元在手里掂了掂，又打量刘萍一身粗布衣裳，裤脚还沾着泥点，确实不像个读书人。旁边一个瘦猴似的敌特凑上来：“头，我看不像共党，共党哪有这么怂的？” 三角眼想想也是，这荒郊野岭的，共党探子哪会带着一堆杂货赶路，当下就挥了挥手：“滚！下次再敢走这条道，打断你们的腿！” 刘萍拉着还在发愣的小李，连滚带爬地跑了半里地，直到看不见敌特的影子，才瘫坐在草丛里喘气。小李捂着胸口：“刘姐，你刚才吓死我了！那账本和银元是哪来的？” 刘萍抹了把额头的冷汗，从怀里掏出个小巧的指南针：“干我们这行，哪能没两手准备？账本是提前仿货郎的笔迹写的，银元是组织给的应急经费，就怕遇上这种突发情况。” 她顿了顿，眼神变得坚定，“敌特看着凶，其实眼里只有钱和权势，他们根本想不到，真正的革命者，既能扛枪打仗，也能装疯卖傻忍辱负重。” 其实刘萍心里比谁都慌，刚才膝盖磕在石头上，现在还火辣辣地疼，但她知道，自己不能慌——一旦露馅，不仅自己和小李活不成，会议上的机密还可能被敌特搜走，连累更多同志。她之所以敢装货郎，是因为出发前特意观察过镇上货郎的打扮和言行，就连包袱里的杂货，都是按照货郎的标配准备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检查。 后来小李才知道，刘萍的父亲就是个货郎，小时候她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早就摸清了货郎的行事规矩，那些账本上的印章，也是她托人仿刻的应急道具。“干地下工作，拼的不是匹夫之勇，是脑子，是把风险想到前头的细心。” 刘萍拍着小李的肩膀说，语气里没有丝毫骄傲，只有历经险境后的平静。 那些看似偶然的“机智”，其实全是千锤百炼的准备。敌特的凶残从来不是吓退革命者的理由，反而让他们学会了在刀尖上跳舞，用最朴素的伪装，守护着最崇高的信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