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多尔衮力排众议，满清即便入关，也很快就主动回到关外了。 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八旗贵族们围着刚缴获的明朝珍宝争论不休。 当时以阿济格为首的保守派嚷嚷着："抢完就走，回盛京过安稳日子！" 而睿亲王多尔衮力排众议："若要经营中原，非迁都不可！" 顺治皇帝的车驾从盛京出发时，保守贵族们还在嘀咕："关内湿热，水土不服，不如守着辽东自在。" 然而当他们看到紫禁城的金銮殿时，不禁瞠目结舌，这座比盛京皇宫大十倍的建筑群，正是多尔衮口中"统治天下的神器"。 当时清军进入北京城时，面对的是一座惶惶不安的都城。 而李自成撤退前纵火焚烧了部分宫殿，街道上散落着明朝降官和观望的百姓。 这个以阿济格为代表的八旗贵族主张遵循旧例：抢掠财物后撤回关外。 其实这些保守派的担忧不无道理。 要知道当时清军主力仅十万余人，而要面对的是李自成残部、张献忠势力以及江南的南明政权。 而且更棘手的是，八旗将士普遍不适应华北夏季的炎热气候，军中已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多尔衮的头脑却异常清醒。 他分析道："我们若撤回关外，必被中原人视为流寇。今日放弃北京，明日再想入关就难如登天！" 而这位摄政王深知，山海关的钥匙不会第二次轻易交出。 于是在决定清朝命运的议事会上，多尔衮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他首先承认保守派的合理担忧，承诺改善军需供应；随后抛出致命一击："太祖、太宗梦寐以求的中华江山，如今就摆在眼前，我们岂能因畏难而退？" 为说服反对者，多尔衮采取了三项关键措施。 拉拢汉族降官，而他重用洪承畴、范文程等汉臣，通过这些"引路人"了解中原民情。 接着整顿军纪，严惩抢掠民宅的八旗兵，树立"王者之师"形象。 再一个就是政治宣传，为崇祯皇帝发丧，宣称清军是为"报君父之仇"而来。 这些举措逐渐消除了部分贵族的疑虑。 而且更关键的是，多尔衮画出了一张诱人的蓝图：定都北京后，八旗子弟可享有更广阔的土地和更多的奴仆。 顺治皇帝从盛京启程前往北京时，年仅六岁。 当时这支绵延数十里的迁徙队伍，包括皇室成员、八旗眷属和各类物资，行进缓慢。 保守派继续设置障碍："辽东是我们根基，怎能轻言放弃？" 之后多尔衮则采取务实对策，保留盛京的陪都地位，设置留守官员，安抚那些眷恋故土的贵族。 最棘手的是住房分配。 内城民居被强制迁往外城，腾出空间安置八旗军民。 多尔衮亲自监督分配过程，尽量按战功公平分配，减少内部矛盾。 定都北京后，多尔衮推行的政策显示了他长远的战略眼光。 经济上废除明末"三饷"，减轻农民负担。 政治上沿袭明朝官制，吸引汉族士人归顺。 文化上开科取士，争取知识分子支持。 而且这些政策成效显著。 一位北京老秀才在日记中写道："清军入城后，市井渐渐恢复，竟比李自成在时还安稳些。" 而这种民心的转向，正是多尔衮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然而隐患也在悄然滋生。"剃发令"的强制推行和"圈地运动"的野蛮实施，激化了民族矛盾。多尔衮不得不在怀柔与高压之间寻找平衡。 多尔衮去世后虽遭清算，但他定都北京的决策始终未被推翻。 而康熙皇帝亲政后，继续以北京为基地完成统一大业，证明了这个选择的正确性。 回顾历史，若没有多尔衮的坚持，清军可能重蹈蒙古骑兵的覆辙，短暂入主中原后被迫退回塞外。 要知道北京作为首都的地理优势，使清朝能够有效控制中原、江南和西北地区。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定都北京促使满族统治者逐步接受汉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满汉融合治理体系。 而这种文化融合，是清朝能够维持近三百年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七世纪末，当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太和殿接待蒙古王公和西藏喇嘛时，大清统治已固若金汤。 而这一切，都源于1644年那个夏天，多尔衮在朝堂上那句石破天惊的断言："放弃北京，就是放弃天下！" 历史证明，这位"皇父摄政王"的坚持，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命运，也重塑了此后近三百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正是这种超越民族局限的政治远见，让山海关内的这次迁都，成为中华帝国时代最后一场定鼎天下的经典之作。 主要信源：（《清初政治史鉴》《清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