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天，一个农村小女孩面临上学难的窘境。那时候小学义务教育已经免收学费，但学前班还得自己掏腰包，150块钱的学费对失去父亲、母亲不在身边的她来说就是一座大山。 婆婆带着孙女四处求助，先找村里干部要补助，结果人家说孩子有妈有叔伯，不符合条件。接着上门求亲戚帮忙，一家一家敲门，却被婶婶直接赶出门外。小女孩哭着安慰婆婆：“咱们回家吧，我不读了，以后我挣钱养你。”祖孙俩只能黯然回家，可婆婆心里始终放不下，总想着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几个月过去，眼看要过年了。婆婆下定决心，把家里养的两头猪卖掉，一头大的一头小的，总共卖了四五百块，够交学费了。那年农村毛猪收购价大概三块多一斤，两头猪加起来也就三四百斤，换成钱刚好解燃眉之急。婆婆告诉孙女：“今年不杀年猪了，肉省着点过年。”女孩问：“不吃肉咋过年？”婆婆说：“卖猪给你读书最重要。” 就这样，女孩终于凑齐钱，跟村里其他孩子一起踏进学前班大门。那个年代，很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都经历过类似挣扎，亲戚不帮、村里不补，只能靠自己家变卖家当咬牙坚持。婆婆的这份坚持其实很常见，却也最戳心——为了让下一代有个出路，再苦再难也得咬牙供书。 如今回这件事提醒大家，教育公平从来不是空话，尤其在资源匮乏的农村，孩子的上学路往往靠长辈一肩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