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知道 老蒋去台的时候 那里已经被小日子殖民几十年了


登上台湾之前，他并不是奔着这座岛来的。
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南京城里一片焦灼。蒋介石写长长一段自责的话，说党和国家“由总理一手创造，由中正一手完成”，如今又由自己毁掉，问还有什么脸见人，还提到“自杀殉国”。

命不送，路得选。
后来那条迁撤线，从南京到广州，再到重庆、成都，最后钻进台湾，像在中国地图上拖了一笔弯弯曲曲的线。内部吵作一团，一边主张退到西南，说重庆、成都、甚至西昌，崇山峻岭，易守难攻，抗战时在那里挨炸也撑下来了，是块福地。
另一边盯着海南岛，觉得隔着一片海，解放军短时间难以渡海，实在撑不住再往菲律宾退。

算细账，两头都不太对劲。西南那些实力派，已经有和解放军联络的风声，西安事变的影子一直压在蒋介石心里，再进大山，很可能人和局面一起被扣住。
要是西南守不住，只能往缅甸退，他想到南明最后那位皇帝在缅甸的下场，这条路看着就发冷。
海南岛那边，岛上开发有限，要养那么多军队、眷属，粮食和物资都是大问号，还有坚持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一旦和渡海的解放军对上号，前后夹击，岛上这点兵根本站不住。

这时，一个书房里走出来的人提了另一条路。张其昀，浙江宁波人，做历史，也做地理，是竺可桢的学生。按蒋介石那套“黄、陆、浙、一”的用人尺子，沾上“浙”这一条，话就更容易被听见。抗战时期，他经陈布雷介绍，进过蒋介石的屋子，后来成了智囊圈里的一员，在浙江大学当史地系教授、文学院院长，又是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

他抛出八个字：“上上良策，据守台湾。”把西南、海南逐条拆开，再把台湾摆在面前。

台湾海峡宽，海浪大，当时解放军还没有成型的空军和海军，要大规模渡海不容易；岛上物产丰，粮食足够养军民；日本殖民几十年留下工业和交通设施，接手就能用；中共地下党在岛上力量有限，四面环水，局部闹事也好压。

最要紧的一点，台湾的位置卡在那儿，美国不大可能完全撒手不管。

这番话说到蒋介石心坎里去。
“西南路线”“海南路线”在他心里慢慢退后，“台湾路线”一点点压上来，亲美的打算也和“据守台湾”拧在一起。一九四九年夏天，张其昀被以“国士”礼遇请到台湾，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这条“上上良策”算是落了地。

其实更早的时候，台湾就已经在他脑子里挂着。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一次踏上台湾。
十月二十五日，台北为台湾光复一周年搞纪念，从中山桥到中山堂广场，十多里马路两旁站满人，材料里写着“狂呼欢跃”。蒋介石站在车上，看山也看街。铁路、码头、楼房，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内地很多地方那种东补一块西贴一块。

这块地之所以看着“干净”，说白了，是日本殖民几十年磨出来的底子。
清末割让以后，日本修铁路、建港口、铺电线、设警署，立起一整套殖民治理的骨架，把岛当成试验田。

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内部把“江、浙、闽、台”点出来，说这是维持统治的最后堡垒，要好好谋划。同年十一月，他对蒋经国讲，要重振旗鼓，就得“缩小范围”，要找一个“单纯环境”，做根本改造，“另起炉灶”。这些话，看着像空话，其实已经在给台湾铺路。

地方定下，开始往那边搬家。同年年底，他下令从上海中国银行把黄金、银圆、美元抢运台湾，前后五批，光黄金约四百五十万两，加上其他财产，总额估计有五亿美元。这些金银押上船，到台湾后交给国防部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保管，只听蒋介石一人号令。

后来拿出八十万两黄金做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其余用来养军队、安顿随行官兵眷属。同时，故宫博物院一批国宝也被装箱南运，瓷器、书画、典籍一箱箱封好，落在谁手里，谁就敢说“华夏正统在此”。
人事的牌也在重排。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把老乡同学陈仪派到台湾，兼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几乎独揽军政大权。

战局愈发紧张，蒋介石又觉得魏道明撑不起场，一九四八年底启用心腹陈诚主政台湾，同时安排蒋经国担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把军政大权尽量攥在最信得过的人手里。

陈诚上岛之后，手段很硬。大陆人想来台湾，必须先拿到“入台证”；军队上岸前，要缴械清点。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解放军渡江战役已经把长江防线打穿，国民党在大陆进入倒计时，陈诚在岛上发布戒严令，这一封就是三十八年。

与此同时，新台币发行，土地改革三步走，“三七五减租”“公地改领”“耕者有其田”，再扶持民营企业，从效果看，确实把台湾经济托住，也给蒋介石集团在这块小岛上续了一口气。

再看一眼日月潭那条大鲤鱼。一九五〇年一月，美国宣布不援台，不久印度、英国承认新中国，岛上流言四起，说他还要跑路，去瑞士也好，去日本也好。

宋美龄从美国回台，汤恩伯在日本买房，都往这种猜测上贴。
蒋介石望着潭水，心里明白，后半生已经和这一弯海峡、这一块被日本殖民几十年的岛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