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缅甸原始森林，杜聿明部一青年翻译官与大军失散。在痢疾、饥饿、蚂蟥的威胁下，历经四个多月，他竟奇迹般地走到印度。在路上他得了疟疾，身边人给了他一粒治腹泻的药并对他说，“你要是命大，扛得过去，就能活下来，活不了也没办法了。”

1977年2月，北京一个寒冷的冬日，诗人穆旦离开了人世，年仅59岁。
 
他去世时，身边有一只帆布小提箱，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他反复修改、亲手抄录的译稿，那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
 
就在几天前，他才刚刚完成最后的修订。
 
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与翻译家，没能等到冰雪消融的春天，他生命的句点，画在了一个最沉寂的季节。
 
1942年，缅甸胡康河谷的原始森林，那里是另一重人间地狱。
 
一个24岁的年轻人，诗人穆旦，当时作为中国远征军的随军翻译，正挣扎在死亡线上。
 
疟疾、痢疾、饥饿，还有吸血的蚂蟥，吞噬着无数溃败士兵的生命。
 
四个多月的原始森林跋涉，被形容为“白骨之路”。
 
穆旦曾感染疟疾，命悬一线，是杜聿明将军分给他一粒救命的药，才让他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
 
这段炼狱般的经历，后来凝结成他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诗中那句“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平静之下，是锥心的痛楚和对无数亡魂的悲悯。
 
走出野人山，到达印度，只是穆旦人生坎坷路的起点。
 
1949年，他与相爱的人——生物学者周与良在美国结婚，并在1953年满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双双回到天津，任教于南开大学。
 
那是他一段相对平静，也硕果累累的岁月。
 
在南开外文系，他翻译了大量俄苏文学理论与诗歌作品，其译笔优美而精准，迅速在文艺界崭露头角，影响深远。
 
然而，他青年时期那段“中国远征军”的经历，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成了无法摆脱的“历史问题”。
 
1958年，他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从此，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与学者，开始了在图书馆监督劳动、打扫卫生的日子。
 
周遭的冷眼与歧视，让原本健谈的他变得沉默。
 
唯一不变的，是妻子周与良的陪伴。
 
这位坚强的女性学者，用她的方式守护着家庭，也守护着丈夫精神的火种。
 
正是在这段最晦暗的岁月里，穆旦做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决定：秘密翻译拜伦的巨著《唐璜》。
 
这几乎是一种沉默的抵抗，在扫帚与拖把之外，他在文字的国度里，建构着自己的精神堡垒。
 
1968年，批斗、抄家、关押，夫妻俩被分别隔离，家中只留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随后，他们又被下放到河北完县劳动改造。
 
身体的劳累与精神的屈辱，迅速摧垮了他的健康。
 
但即便在如此绝境中，他依然没有放下笔。
 
劳动之余，他继续推敲《唐璜》，并开始反复修订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
 
翻译，对他来说早已不是工作，而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他为这个世界留下“足迹”的执着信念。
 
1976年，他不慎摔伤骨折，躺在病床上，仍惦记着未完成的译稿。
 
他催促家人把稿子送到医院，在病痛中坚持工作。
 
1977年初，他终于将毕生心血凝聚的译稿整理完毕，放入那只小手提箱。
 
似乎完成了最终的托付，他很快因心脏病突发离去。
 
那只箱子，仿佛一个时代的隐喻，装着一个知识分子在最艰难的年代里，用全部生命守护的文化薪火。
 
他去世三年后，1980年，南开大学为他召开追悼会，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1985年，他的骨灰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而他的译作，尤其是那部在困厄中诞生的《唐璜》，早在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便成为中文翻译史上难以逾越的经典。
 
穆旦的价值，并未被时间埋没。
 
2018年，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中国现代文学馆、南开大学等机构联合举办了高规格的纪念研讨会。
 
学界和文艺界重新确认了他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者”和杰出翻译家的双重崇高地位。
 
他那些在痛苦中淬炼的诗句，和他“信、达、雅”俱佳的译作，被不断再版和研究，成为宝贵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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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天津日报 诗人翻译家查良铮 (穆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