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爱闻臭脚，晚景凄凉无比，连丧两妻，儿子庸碌女儿双双出家。辜鸿铭的晚年，是在一连串的失去中度过的。1927年，与他相伴多年、被他称为“兴奋剂”的妻子淑姑先一步离世。不久，那位温柔体贴、被他视作“安眠药”的日籍侧室吉田贞子也撒手人寰。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子相继离去，带走了他精神世界赖以维系的支柱。
 
仅仅一年后，1928年4月30日，这位学贯中西却又以顽固守旧形象示人的“文化怪杰”，在孤寂与失落中于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857年，辜鸿铭出生在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
 
他的父亲辜紫云是当地一位种植园主的得力助手，母亲则是葡萄牙人。
 
这个混血家庭为他提供了最初的东西方文化浸润。
 
种植园主布朗夫妇十分喜爱这个聪慧的男孩，在他约十岁时将其收为义子，并带往欧洲接受教育。
 
青年辜鸿铭的足迹遍及欧洲名校。
 
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文学，深受校长、著名思想家卡莱尔的影响。
 
之后，他辗转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又赴法国短期游学。
 
这段经历让他熟练掌握了近十门语言，获得了包括文学、理学、工学在内的多个学位，成为一个西学修养极为深厚的东方青年。
 
然而，就在他学有所成，准备返回出生地就职于殖民政府时，一次在新加坡与清廷外交官马建忠的会面，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马建忠向他描绘了一个古老而深厚的文明图景，激发了辜鸿铭血脉中对“中国”这一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
 
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唾手可得的殖民地职位，转而回到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开始如饥似渴地研习中文与中华经典。
 
他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
 
于是，一个奇特的矛盾体诞生了。

一个能用最流利优雅的英文、德文写作演讲，深谙西方哲学与科学的人，却在行为举止上刻意追求最极端的中国传统形象。
 
他穿着长袍马褂，脑袋后面拖着一条在民国初年显得格外扎眼的辫子。
 
他激烈地为纳妾制、小脚陋习等辩护，他那“一个茶壶可以配多个茶杯”的怪论至今仍是笑谈。
 
而他最为人诟病也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对女性缠足的痴迷。
 
这并非简单的审美偏好，而是一种混合了嗅觉依赖的奇特癖好。
 
他曾闹出过一则笑话：去学生家本为观赏宋版古籍，却被侍女未经洗濯的“金莲”气味吸引，竟魂不守舍，次日便索要该女。
 
待侍女洗净送去，他反而大失所望，匆匆退回。
 
在他眼中，那层层裹脚布下经年累月酝出的特殊气味，是一种“神秘之美”不可或缺的部分。
 
他按照这个标准选择了妻子淑姑，首要条件便是一双“合格”的小脚。
 
据说，他写作时必要淑姑坐在身旁，手握其小脚，方能文思泉涌，他将此称为自己的“兴奋剂”。
 
后来纳的日妾吉田贞子性情温顺，则成了抚慰他入眠的“安眠药”。
 
他曾对人言，自己一生的成就，端赖这“兴奋剂”与“安眠药”的日夜陪伴。
 
这种将女性物化为极端功能性符号的言行，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显得惊世骇俗。
 
然而，若仅以此面目定义辜鸿铭，无疑是片面的。
 
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讲台上，这位拖辫子的“辜疯子”却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能用纯正的伦敦音讲授英国诗歌，也能引经据典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
 
他的课堂座无虚席，学生们既鄙夷其守旧作派，又折服于其渊博学识与犀利口才。
 
他的文化立场坚定乃至偏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西方文明的自我怀疑，他用法文写成《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向世界阐释中国文化的深沉与优雅，认为中国文化那种“深沉、博大的宁静”可以疗救西方文明的躁动。
 
这本书使他名噪西方，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一同被提名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他翻译的《论语》《中庸》等典籍，力求“信、达、雅”，至今仍是重要的外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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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光明网 辜鸿铭：一个 “怪诞” 的文化守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