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广州，邓颖超刚生下的儿子，足足10斤重。还没等她抱一下，医生就用产钳，亲手把孩子的头骨夹碎了。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压得人透不过气。
上海刚出了大事，抓人、开枪、抄家，一股子腥风扑面而来。
广州这边，邓颖超躺在医院里，脸色白得吓人，身子也虚得厉害。
孩子是生下来了，却没活住。
她连抱一下都来不及，屋里就只剩忙乱的脚步声，还有压得低低的叹气声。
外头是风雨欲来，屋里是骨肉分离，这日子，真是一步一个坎。
把日子往前推几个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周恩来接到中央命令，要离开广州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还兼任中央军委书记。
这不是寻常调动，是秘密行动，一旦动身，往后夫妻之间能不能正常通信，都很难说。
那时邓颖超已经怀孕五六个月，肚子眼见着大起来。
周恩来回到家，望着妻子，一时竟不知怎么开口。
倒是邓颖超先看出来了。
她瞧着周恩来，轻声问，是不是要走了。还反过来宽他的心，说不用惦记她，也不用太惦记孩子，她有母亲陪着，能撑得住。
话说得平静，分量却重。
那不是轻巧，是把心里的酸楚往下压，是明知道前路不稳，还要替对方把后方稳住。
周恩来心里明白，乱世里能有这样一个伴侣，真是命里修来的。
周恩来去了上海，邓颖超留在广州待产。
谁承想，家里的难和天下的乱，偏偏撞到了一块儿。
一九二七年四月，周恩来在上海参与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刚见成效，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就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屠杀，上海顿时白色恐怖弥漫。
周恩来从公开转入地下，处境险得很，真像踩在刀刃上过日子。
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邓颖超进了产房。
这一胎折腾得很，三天三夜都没生下来。
孩子太大，约有九点零九斤。放在今天都算沉，何况那年月的医疗条件。医院没有剖腹产的办法，医生只能用产钳把孩子硬拖出来。
孩子出来时，已经没有呼吸。
这一击，太重了。
邓颖超那年才二十三岁，先前又有过一次流产，对这个孩子格外珍重。
怀了十个月，眼看就要熬到头，却落了这么个结果。
更糟心的，还在后头。
她刚从产房出来，就听说上海出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孩子没了，丈夫又生死难料，她哪还有心思静养。医生提醒得很直白，说她生育一星期后子宫还没有收缩，再这么拖下去，将来怕是很难再怀孕。
可她根本顾不上自己。
生育才十天，邓颖超就在地下党员、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躲过搜查，从广州转经香港，又经水路辗转赶往上海。
一个刚生产的年轻女人，身子还没养住，疼都没疼完，就这么上路了。
说到底，失子固然痛，周恩来的安危更像块石头压在心口，革命前途又黑沉沉一片，她没法躺下来等消息，只能咬着牙往前赶。
到了上海，周恩来才知道，他们的儿子刚来到人世，便已离世。白色恐怖之下，邓颖超不方便租房，只能以病人的身份，躲进日本人开设的福民医院。
医生给她检查后大吃一惊，一个已经生产两个月的人，身体状况竟还停在刚生产完的水平。
等听说她一路奔波、根本没有休息，医生把话挑明了，说她的身体已经很难复原，以后恐怕要终身不孕。
这话，谁听了都得心里一沉。
邓颖超脸色发白，周恩来也说不出别的，只是紧紧抱住她，低声说，没事，小超，只要革命有后，我们无后又何妨。
这不是轻飘飘的安慰话。
孩子已经没了，做父母的盼头也几乎断了，小家的苦，是实实在在落在骨头上的。
可那时的世道，不会给人太多哭的工夫。
两个人只能把痛咽下去，把心稳住，再接着往前走。后来很多烈士的孩子，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长辈的疼爱，叫他们周爸爸、邓妈妈。
自家的门里少了一个孩子，心里的那点热，却没有冷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