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员，后成为我军高级干部，蒋介石记恨了一辈子。

1951年，一份来自被俘国民党特务的详细供词，揭开了十三年前一桩悬案的真相。
 
谜底令人痛心，也印证了许多人长久以来的猜测。
 
傍晚时分，八路军高级参议宣侠父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出门。
 
他刚参加完一个会议，正要返回驻地。
 
当他的自行车行至西安革命公园附近时，一辆黑色的汽车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拦住了去路。
 
车上跳下几个便衣壮汉，不由分说，将宣侠父连人带车强行拖入车内。
 
汽车随即绝尘而去，消失在古城西安的暮色里。
 
这位在国共两党中都颇有名声的人物，就这样在街头“人间蒸发”了。
 
周恩来同志亲自出面，三次向蒋介石要人。
 
蒋介石起初矢口否认，后来被问得紧了，便含糊其辞，推说“押解途中逃跑了”。
 
再后来，纸终究包不住火，面对确凿证据和步步紧逼的追问，蒋介石最终松了口。
 
他承认，是自己亲自下达了“秘密制裁”的手令。
 
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一群立志报国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珠江畔。
 
宣侠父，来自浙江，但他并非独自南下。

而是带着十个同乡青年一同报考，其中一人，就是后来成为国民党一级上将的胡宗南。
 
考试发榜，这十一人全部被黄埔一期录取，一时传为佳话。
 
开学仅仅两个月，一道命令在学员中引起了波澜。
 
当时，校内要成立国民党的特别党部。
 
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要求所有学员填写一份详细的调查表，内容涉及个人信仰、家庭背景等方方面面。
 
表面是例行程序，但在当时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下，这份调查表的用意，许多人心里都清楚。

大多数学员选择了沉默，或顺从地填写，但宣侠父没有。
 
他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民主原则，也违背了国共合作的精神。
 
这个耿直的浙江青年，提笔写了一份报告，直陈利害，言辞恳切但也十分尖锐，将报告呈递了上去。
 
报告很快被送到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可以想见，这位大权在握的校长是如何的震怒。
 
他立即将宣侠父叫到办公室，当面严厉训斥，并给了他三天时间，让他写一份悔过书。
 
面对蒋介石阴沉的脸色，他只是平静而坚定地说：“学生无过可悔。”
 
当时担任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先生曾试图调解，但宣侠父的态度异常坚决：离开学校可以，但错误绝不承认。

他成了黄埔一期数百名学员中，唯一一个被开除的学生。
 
当时胡宗南、乃至教育长何应钦，都曾为这位才华出众的同乡求情，但都未能改变结果。
 
在蒋介石心中，这个敢于当众顶撞自己、拒不认错的年轻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叛逆的学生，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的符号。
 
这种厌恶与忌惮，从此深埋心底。
 
在李大钊同志的指派下，他北上冯玉祥的西北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
 
他办起训练班，建立图书室，将进步思想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开来。
 
他的才华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这位人称“基督将军”的军阀曾感慨，宣侠父的口才和鼓动能力，“能顶两百门大炮”。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宣侠父在其中是至关重要的幕后筹划者之一。

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正是在他的深刻影响下，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1937年，周恩来同志亲自点将，将宣侠父调往局势复杂的西安，负责统战工作。
 
他黄埔一期的出身，以及早年积累的广泛人脉，此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西安，他与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重新建立了联系。
 
他黄埔时期的老师、时任西安警察局长的杭毅，也与他叙旧交谈。
 
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还是胡宗南。
 
这位已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手握重兵的同乡，对宣侠父依然保持着尊重。
 
两人多次进行深入交谈，胡宗南甚至恳请他帮助自己的部队编写游击战教材，并邀请他去部队讲授实战经验。
 
宣侠父倾注心血，据说曾在颠簸的火车上通宵达旦，撰写了一篇《游击战争概述》。
 
这篇著作在国民党军内部流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胡宗南爱惜其才，试图以高官厚禄挽留他，但被宣侠父婉言谢绝。
 
另一位诸暨同乡、时任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也来充当说客，建议他去法国留学，暂时远离这是非之地。
 
所有这些活动，都被军统特务详细记录，形成一份份密报，送到了重庆，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报告里写道，宣侠父在西安广泛联络杨虎城旧部，积极动员爱国青年奔赴延安，频繁接触各级军官传播进步思想。
 
这些字句，不断撩拨着蒋介石那根敏感的神经，也勾起了他十四年前在黄埔校长办公室里的糟糕记忆。
 
新旧恩怨交织，杀心已起，于是，那道决定命运的手谕被发出。
 
执行者，正是那位未能说服宣侠父出国的同乡蒋鼎文。
 
悲剧，便在1938年那个夏夜上演。
 
宣侠父牺牲了，但他的名字和精神并未湮没。
 
信源标注：

《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共产党人》·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