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明确了日本将台湾岛归还给中国，却没有提到岛上居民的去向。可以肯定的是，台湾省的归属问题早已定论，台湾省属于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只是，对于岛上居民的安排，我们始终保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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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二战战局开始出现明显转折。这一年的11月，美国、中国和英国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了个会，商量战后怎么收拾日本。
 
这个会上最终形成了一个重要文件，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开罗宣言》。这个宣言虽然篇幅不长，但话都说到了点子上。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要求日本把“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注意宣言用的是“窃取”这个词。日本当年通过甲午战争强占了台湾，强迫清朝签下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从国际法上讲，这是用武力强占的。而《开罗宣言》明确不承认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所以要求日本把“窃取”的领土还回来。
 
到了1945年7月，二战接近尾声，中、美、英三国又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这是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公告的第八条写得很清楚，再次确认了“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这等于说，把《开罗宣言》的决议又重申了一遍，要求日本必须把这些承诺落到实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在9月2日的投降书上，日本政府明确表示接受并履行《波茨坦公告》的各项规定。
 
从那以后，从《开罗宣言》到《波茨坦公告》，再到日本的投降书，这几个文件串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法律链条，确认了日本必须把台湾归还给中国。
 
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个国际文件确实只明确了领土归属的问题——也就是台湾岛要还给中国。至于岛上那几百万居民怎么办、他们的国籍怎么处理、要不要迁移等等，文件里一个字都没提。这也是后来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
 
既然国际文件没写清楚，那实际接手之后怎么处理呢？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在台北的中山堂举行了日本投降受降仪式。从那一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所有土地、人民、政事都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紧接着，同年11月1日，中国陆军总部就拟定了一份专门的文件，叫《对台湾人处理办法》。这份文件在11月10日由当时的行政院正式下发，要求内政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和各省市政府遵照执行。
 
这份处理办法一共列了五条规定。第一条说，凡是在日军里服务过的台湾人，暂时跟投降的日本官兵放在一起集中管理，不马上区分。第二条要求把散居在各处的台湾人跟日伪人员分别集中起来，并且要严密保护。第三条对那些给日本人当过特务、残害过同胞的，或者帮日本人倒卖军用物资的，要依法惩处。第四条最核心，说凡是良善的台湾人，原在大陆居住的，或者愿意回台湾的，都听其自由，不强制。第五条则规定了返回台湾时要采取集团输送的方式，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派人组织登记和输送。
 
简单来说，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听其自由”——不强制遣返，也不强制留下，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自己说了算。
 
实际上，在日本殖民台湾的五十年里，有不少台湾人因为生活所迫，或者想逃出日本人的压迫，跑到了大陆来谋生。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在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厦门这些地方都有不少台湾人。他们听说日本投降了、台湾回归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回家。
 
据当时台湾省平津同乡会联合会的资料记载，光是在北平、天津两地，就有2350名台湾同胞，其中明确表示希望返回台湾的就有1200人。
 
这些在大陆的台湾人自发组织起了同乡会，互相帮助，处理返乡的事宜。按照军政当局制定的“集中管理”和“集团输送”原则，各地同乡会积极发挥作用。比如北平、天津的同乡会成立后，先是找日军交涉，把那些被强制征用的台湾军夫和士兵释放出来，交由同乡会收容救济，然后联络各界同乡，协助地方维持治安。
 
在北平，有一批被日军强迫征用的台湾军伕和士兵一共115人，他们在与日军区别后，被集中安置在北平前圆恩寺胡同20号，由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编为一个青年团，当地军政当局还专门派了管理员和翻译来参与管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发布了一道通令，说台湾人民本来就是中国国民，因为日本侵略才暂时丧失了国籍。现在国土重光了，凡是有原有中国国籍的人，自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复中国国籍。
 
1946年1月12日，这道“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正式对外发布。也就是说，从台湾光复那一天起，所有台湾人民在法律上就已经恢复了中国公民的身份。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已经是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