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900年写下那篇振聋发聩的《中国积弱溯源论》时，将他所见的中国人劣根性归结为六大要点：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 这六条恶习像六根无形的绳索，将四万万人牢牢捆缚在一个积弱积贫的旧帝国里。 他痛苦地发现，“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 奴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一千多年来一重又一重的枷锁层层套上去的——州县官吏视百姓为奴隶，上级官吏视下级为奴隶，下级又自甘为奴，举国之大，无一人不被视为奴隶，也无人不自视为奴隶。 这种发自内心的自我奴化，比任何外在的压迫都更让人绝望。 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那天，围观的百姓们面无表情，甚至有人朝囚车扔白菜帮子。那些百姓并不知道，他们往囚车上扔白菜帮子的那几个人，正是因为不愿意看着中国亡国灭种才走上刑场的。他们更不会知道，六君子中年纪最小的林旭年仅23岁，是梁启超的同门师弟，曾写下“愿我同胞，人人自奋，以振兴中国”的壮语，却在菜市口的烈日下被砍断了头颅。 这就是奴性的最可悲之处：被奴役者不仅不恨奴役者，反倒去恨那个试图解除奴役的人。 奴性之下自然会滋生出无数奸俗与陋习。 缠足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梁启超曾痛斥此事为“残忍酷烈轻薄猥贱之事”，天下良法难以推行，谬俗却极易相袭，父母以此督其女，舅姑以此择其妇，夫君以此宠其妻，流传数百年竟然无人觉得有丝毫不妥。一个民族将母亲、姐妹、女儿的双脚生生折断，还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写诗作赋歌咏赞美，这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性的奸伪和病态。 梁启超所谓“好伪”，其精辟之处在于他看透了晚清社会从上到下的系统性作假——奏章所报是伪事，颁布的律令是伪文，官员任职是伪职，文化是伪文化，武装是伪武装。 一个从根子上就腐烂了的系统，竟然还能维持运转，全靠一层又一层的谎话叠床架屋。 梁任公当年在《清议报》上大声疾呼，要撕开这层伪善的面纱，要让国人学会“知耻”，实在是看准了病根所在。 比奴性和奸俗更隐蔽也更顽固的，是所谓的“为我”。 梁启超说得直白，“为我”就是没有群体意识和社会概念。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私德甚至相当发达，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朋友，这些私德我们从不欠缺；欠缺的是公德——在公共场合的自律，对陌生人的关怀，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沿途百姓非但没有组织抵抗，反而有不少人趁乱打劫皇宫。国家的主人跑了，奴才们便纷纷从各自的小家庭出发，把皇帝的财产据为己有，心里还理直气壮地想：反正不是我的，谁抢到就是谁的。这就是典型的“为我”——一切以自家利益为圆心，一切以亲疏远近为半径，超出这个圈子的事物，便与我无关。 怯弱是梁启超尖锐批判的另一个劣根性。 他说中国人讲求“和为贵”，看起来是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是“奴性”的外在投射，是面对压迫时不敢反抗的自我安慰。 “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其国犹能立者”，他把怯弱直接与国家的存亡划上了等号。梁启超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畏葸退缩，遇到强权便低头。想想明末那场亡国惨剧，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满朝文武大臣非但没有一个站出来组织抵抗，反而争先恐后地打开城门迎接清兵入关。他们跪在摄政王多尔衮面前高呼万岁，心中想的是自己的官职能否保住，家产能否保全。这些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平日里口口声声“忠君爱国”，到了生死关头，怯弱得像一群待宰的羔羊。 这种怯弱不是天生的胆小，而是一种经过精心算计的“聪明”——趋利避害、审时度势、见风使舵，这种“聪明”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被反复训练和强化，最终刻进了中国人的骨髓里。 最后是“无动”——麻木不仁，旁观冷漠。 梁启超在《呵旁观者文》中犀利地讽刺道：那些旁观者，“对于世界，非惟不增一助力，且徒耗一分子之食料，以贻他分子以莫大之损害”，他以悲愤的笔调写尽了对那些“天下事无论大小，非我辈所当与”的麻木看客的失望与无奈。他甚至将旁观者视作无形之蛀虫与窃贼，认为他们以沉默的恶德消解了社会的活力。 梁启超说这些人“刺之不知，激之不动”，宛如行尸走肉。北洋水师在黄海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激战正酣时，威海卫军港岸边居然有百姓搭起棚子“观战”，指指点点如同看戏。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下令撞击敌舰吉野号，全舰官兵壮烈殉国，岸上观战的百姓们短暂的惊愕过后，又继续嗑起了瓜子。十年之后，当北京菜市口刑场上的刽子手一刀一刀剐着谭嗣同的尸体，围观的百姓仍然面无表情，甚至有人抱怨血溅到了自己的衣服上。谭嗣同在刑场上留下的那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既是说给自己的遗言，也是说给那些看客的控诉。 鲁迅后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最大的不幸就是做看客——看杀头、看热闹、看别人的苦难，把自己的冷漠当成一种智慧，把“少管闲事”当作处世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