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在历史上最著名的地方，在于他那“分裂”的双面人生。 作为文人，他是清末“同光体”闽派诗的领军人物，其书法更是时称“北于南郑”，风靡一时，书坛泰斗沙孟海曾评价说，“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颤笔的弊端的，只有郑孝胥了”。 其字“苍劲朴茂，清刚凝炼”，在民国时期可谓红极一时，请他题匾或报刊题头的人络绎不绝。 至今我们仍能在生活中见到他流传下来的墨宝——1908年，交通银行以每个字1000大洋的天价请郑孝胥题写匾额，成就了“一字千金”的传奇，而那四个苍劲霸道的大字，历经百年沧桑，至今仍作为“交通银行”的招牌沿用在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 此外，汉语言巨著《辞源》的封面题字也出自他之手。 然而，他一生最大的污点，也正源于此——他并未将才华用于正道，反而一手策划并辅佐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出任“总理大臣”，并代表傀儡政权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彻底出卖了东北主权，成为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头号汉奸。 因其后来沦为汉奸，时人避之唯恐不及，他题写的牌匾纷纷被更换或铲除，唯独“交通银行”和“辞源”等少数题字因艺术价值实在太高、形象已深入人心，才得以作为留存极少的“硕果”保留下来。 郑孝胥虽身居伪满总理高位，却很快发现自己不过是日本关东军豢养的一条看门狗。伪满洲国虽打着“独立国家”的幌子，实际上一切行政大权全由日籍的总务长官把持，郑孝胥这个“总理”甚至连写个手令都要先获得日本人的首肯，否则便等同于废纸。 郑孝胥对此愤懑不已，他心存“以夷制夷”、“国际共管”的想法，几次提出要让伪满洲国获得更多实权。 最为人熟知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35年——郑孝胥在他主办的“王道书院”中公然发了一顿牢骚，向听课的人说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他自己走走，不应总是处处不放手。”这句话等于当众打了日本主子一巴掌，直接触怒了关东军高层。 日本人认定他已不再适合做傀儡，随即启动了对他的清洗程序。 1935年5月21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进宫觐见溥仪，被迫辞任“总理大臣”职务。同日，伪参议府议长兼军政部大臣张景惠与总务厅长长冈隆一郎召集“郑孝胥内阁”成员，宣布除原司法部大臣外，其余阁员全部转任他职或被辞退。 就这样，郑孝胥被日本人一脚踢开，扫地出门。 失势之后，他想回北京，日本人却不允许；就连他存在银行里的“建国功劳金”也取不出来了。在宪兵的严密监视下，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总理”只能困在长春的家中，写字作诗，苟延残喘。 仅仅三年后，1938年3月28日，这位80岁的老人便死在了长春的宅邸之中。 关于他的死因，官方记载为“肠疾病死”。但另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最终死于日本人的毒杀。毕竟，对于一个失去利用价值且可能“不听话”的傀儡，对于日本人来说，物理消灭是最简单、最安全的处理方式。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曾提及，据传说郑家父子都是死于日本人的暗害。 更加诡异的是郑孝胥两个儿子的结局。 其长子郑垂，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深通日语，是父亲与日本人周旋的得力助手。1935年，正值壮年的郑垂竟突然暴死，据传是得了一种叫“大头瘟”的恶疾，死状极为可怖，“头胀的大如斗”，入殓时甚至要“硬把他塞进棺材的”。 而其次子郑禹，则在父亲死后一路高升，历任奉天市长等要职，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最终于1954年病死于战犯管理所。 围绕着郑家父子的接连暴毙，尤其是郑孝胥和郑垂的离奇死亡，阴谋论从未断绝。最主流的观点如上所述，这是日本人在过河拆桥、清洗“老臣”。当郑孝胥因主张“自主”而成为烫手山芋时，对他进行“物理消灭”，是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最干脆利落的手段。 而郑垂的暴死，也被一些人解读为日本人为了彻底清除郑家在伪满的影响力而进行的“斩草除根”。还有一种说法更离奇：这并非单纯的权力清洗，而是日本人针对溥仪身边遗老策划的一场系统性“投毒清洗”，旨在彻底断绝溥仪与旧势力的联系，将其彻底孤立。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这种说法却给那段历史蒙上了一层更加诡谲和黑暗的色彩。 从历史正道来看，郑家父子的结局堪称一场教科书式的悲剧与报应。 郑孝胥，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将毕生所学用于为虎作伥。他以为自己是辅佐明君、复兴大清的“卧龙”诸葛，最终却只是被日本法西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可怜虫和民族罪人。 他的最终失势与离奇死亡，正是汉奸走狗必然被主子抛弃的历史必然，而他两个儿子的下场——一个离奇暴毙，一个在牢狱中度过余生——则生动地诠释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古训。 这对于整个郑家而言，或许是残酷的，但从国家和民族大义的角度，这恰恰是历史对他们背叛行为最公正的审判。 它警告着后世所有的投机者：任何试图通过出卖国家与民族来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只会落得个身败名裂、死无其所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