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罗健夫是1935年出生的，他早年从西北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后来进入航天工业部下属的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也就是大家常说的771所。   到1969年的时候，国内遇到个大难题，集成电路制造里的核心设备图形发生器，被国外严密封锁着，咱们国内在这方面完全是一张白纸。   那时候罗健夫34岁，面对这个谁都没碰过的硬骨头，他接下了研制任务，要知道他学的是核物理，跨界搞微电子设备，难度可想而知。   他干脆把生活区搬进了旧仓库改造的实验室，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补齐知识短板，他自己抱着英文资料啃，从零开始学电子机械和自动控制。   当时连一台像样的数控机床都没有，设备里有个核心部件叫光栅尺，精度要求极高，罗健夫就用一块普通的油石，全靠手工一点点打磨出来。   高强度的节奏很快拖垮了身体，1972年研制最吃紧的时候，他得了慢性肝炎，整天发低烧，肝部一阵阵疼。   医院让他静养，结果他住了一周院就偷偷跑回了岗位，就在这一年，中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终于研制成功。   这个设备的诞生是个巨大的突破，它把芯片掩膜版的制作时间，从原来的好几年直接压缩到了几个小时，彻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技术迭代并没有停步，1975年他又主导推出了Ⅱ型图形发生器，这项成果在1978年拿下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但面对荣誉他退得比谁都快，他多次把科研成果的署名位次让给同事，连调资和晋升的名额也主动推掉。   单位发了奖金，他全额上交组织，出国省下的外汇也一分不留全部归公，分房时他特意选了一套最偏的边角小户型。   他自己平时生活极简，连一件衣服都要穿到洗发白，手里的工资，还经常拿出来补贴实验室买零件。   时间推进到1981年，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发进入关键期，罗健夫开始出现频繁且剧烈的胸痛。   他瞒着所有人没去大医院查，每天就靠吃点中药贴两片止痛膏撑着，疼得坐不住了，就找块硬纸板顶住后背继续干活。   为了攻关，他去北京集中工作了八十多天，白天盯在设备前操作，晚上还要一边熬药一边核对密密麻麻的数据。   1982年2月的一天，他在调试设备时突然晕倒，送到医院一查，结果是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   医生看到片子都觉得不可思议，从病理判断，癌细胞在他体内潜伏并且扩散，已经超过了两年时间。   躺在病床上，他依然拒绝打强效镇痛药，大夫劝他，他说怕用了药脑子不清醒，没法思考图纸上的技术细节。   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就靠病房的电话和面对面的交谈，强忍着剧痛跟团队梳理技术，硬是把所有没来得及标注的改动全都交代清楚了。   走之前他留下了几条简单的遗嘱，代交最后一次党费，丧事一切从简，最后一条是把遗体捐献出来做医学研究。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去世，终年47岁，当医生进行遗体解剖时，眼前的景象印证了他生前忍受的巨大折磨。   他胸腔里的肿瘤体积，已经长得比心脏还要大，癌细胞全面转移到了肝脏和肺部，全身的骨骼也被严重侵蚀变得极其酥脆。   这位西北大学走出来的工程师，用三十四岁到四十七岁的这十几年时间，实打实地填平了国家在微电子设备领域的一道鸿沟。   其实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口号，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在一线岗位上死磕硬骨头，把手头的工作干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