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到他的体内后，他却突然开口说话，说出的话更是逗笑在场的所有人......

主要信源：（央视网——104岁老人来到“协助自杀”诊所 完成“去死”的心愿）

大卫古道尔是一位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活到了104岁。

在大多数人看来，能如此长寿是莫大的福气，但他自己最后却不这么想。

在2018年，他过完104岁生日后不久，做了一个让亲友们都震惊的决定。

他要去瑞士，用一种医学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讨论，一个身体没什么绝症、头脑也清楚的老人，为什么要主动选择离开呢？

这还得从他这一生的经历慢慢说起。

古道尔出生在英国伦敦，打小就对大自然里的花花草草特别着迷。

他学习一直很努力，后来成了研究植物的专家。

中年时他搬到了澳大利亚生活，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日子过得充实又有趣。

他可不是那种只待在实验室里的学者，他兴趣广泛，喜欢踢足球、打网球，还热爱徒步探险，甚至还在一个业余剧团里演过戏。

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充满活力、永远不会老的人。

他坚信，年龄只是个数字，不能限制一个人想做什么。

哪怕到了83岁那年，他还接受了一所大学的邀请，去担任名誉研究员，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编写学术著作。

但是，岁月不饶人这句话，终究还是在每个人身上应验。

最先到来的变化是，在他83岁那年，因为年纪太大，驾照被吊销。

这对古道尔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他习惯了自由出行，现在只能去挤公交、转地铁，路上要花掉很多时间。

更让他难过的是，因为路途折腾，他不得不退出了他心爱的戏剧团，放弃登台表演。

这好像是一个信号，提醒他，有些门开始对他关上。

后来，医生告诉他，因为心脏问题，他不能再进行激烈的足球、网球运动。

再往后，他的视力也开始越来越差，看书看报都变得费劲。

这些一点一滴的失去，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感觉自己能动弹、能自主的世界，正在一圈一圈地缩小。

而在他102岁之后，他任教的大学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委婉地建议他不要再长途跋涉来学校。

这对古道尔打击巨大，去学校工作、和学生同事交流，几乎是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

虽然经过一些报道和舆论支持，学校后来同意他回来，还配了医生，但这件事深深触动了他。

他开始认真思考，当一个社会因为你的年龄，而不断以“为你好”的名义拿走你喜欢的东西时，这样的长寿到底还有多少意思？

他有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行字：“可耻地变老”，这大概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但是，让去学校这件事，和后来发生的事比起来，还不算最严重。

有一次，古道尔一个人在家时，不小心摔倒。

他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喊人也听不见，就这么过了整整两天才被来看望的家人发现送医。

这次事件后，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多数时间不得不依靠轮椅活动。

对他来说，这仿佛是最后一击。

他曾在采访中流露过，看到老朋友一个个先他而去，而自己身体的活力被时间一丝丝抽走，他感到非常孤独和疲惫。

他觉得自己生活的“质”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量”的延长。

他后来说过，他很后悔活了这么久。

正是基于这种感受，古道尔开始认真考虑“安乐死”。

在澳大利亚，安乐死是不合法。

但他了解到，在瑞士，在满足严格条件的前提下，这种行为合法。

瑞士的法律允许外籍人士前往寻求这种医疗协助，前提是当事人必须神志清醒、反复表达自愿的意愿，并且是由本人亲自执行最后的步骤。

古道尔认为，这符合他对自己生命终点的设想：清醒、自主、有尊严。

于是，在104岁生日后，他郑重地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着手准备前往瑞士。

这个消息让他的家人和朋友非常难以接受。

但在古道尔看来，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能呼吸多久，而在于能否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他并非因为无法忍受病痛，而是无法忍受这种失去自主性和参与感的漫长“等待”。

2018年5月，在家人的陪伴下，古道尔飞抵瑞士。

在办理完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和医学评估程序，确认他的意愿是清醒、自愿且坚定的之后，他迎来了最后的时刻。

在诊所里，他躺在床上，身旁播放着他最喜爱的贝多芬的《欢乐颂》。

当被最后一次询问是否确定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随后，他自己按下了控制药物注射的按钮。

据说，在药物开始起效后，他甚至还短暂地睁开眼睛，说了一句：“这玩意起效怎么这么慢。”

然后他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古道尔的故事，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长寿”与“幸福”，“生命”与“尊严”之间的关系。

他并不是因为剧痛难忍而逃离，他是作为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对自己无法再欣然参与的生命过程，做了一个主动的告别。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或许在思考如何让人活得更久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如何让人，尤其是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选择权，直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