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周恩来亲自委托部下寻找国民党军官，找到后亲自邀请其归队，共同携手实现民族团结！
1961年11月，首都医院的病房里灯光温暖，周恩来推门而入，床上的郭寿生吃力地支起身子，把右手贴在床沿，两人四目相对，空气里有久别重逢的默契与心酸。
那天的简短寒暄，把在场的医护拉回十三年前的紧张时刻。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正沿淮河一线南推，最大障碍不是陆军，而是横亘在长江上的国民党第二舰队。渡江如果没有舰艇配合，伤亡和时间都会成倍增加。周恩来收到华东局急电后，只做了一个决定——去找那个在海军里沉默了二十年的“老郭”。
郭寿生1900年生于闽侯，十五岁进烟台海军学校。祖宅离闽江口不远，他从小看船来船往，对蒸汽机和火炮的轰鸣着了迷。1919年“五四”爆发，他把《新青年》塞进同学枕头底下，拉着一帮人辩论民主与科学，课堂上与教官唇枪舌剑，一度被关禁闭。

1920年暑假，他悄悄跑到上海，想见孙中山，没见着，却结识了一批正筹办《民国日报》副刊的进步记者。回校后，他成立“新海军社”，翻译《资本论》选段，用油印机印成小册子，夜里偷偷放在学弟桌面。
1923年春天，南京秦淮河畔月色正好，郭在一间轮渡招待所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也是烟台海军体系里第一个中共党员。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很直接：留下，别暴露，慢慢把种子撒进军港。
1926年，他策划“应瑞”舰举事，结果因舵机故障，巨舰纹丝不动，起义流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同志牺牲，他按周恩来的指示“深埋潜伏”，从此改名“郭鼎九”，在海军新闻处写稿，发通稿，表面平静，暗里留心舰员流动与弹药储量。

二十一年间，党组织的联络人换了好几茬，线索断过一次又一次。他守着旧式宿舍，墙上贴着发黄的马克思像，出海演习时总带一支钢笔——那是他与“上级”留下的唯一接头暗号。
1948年9月，福州口音再次出现在他耳边。“老郭，周恩来请你归队。”林亨元递过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纸上只有一句“渡江需要水面朋友”。郭把纸条燃成灰，轻声回了两个字：“明白。”
随后几个月，他利用与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同乡情谊，频繁走动，谈茶叶，谈福州漆器，更谈战事走向。林遵抗战时期在烟台并肩抵御日舰，厌倦内战，心思早已动摇；郭只补上一句：“老同学，船是国的，不是某一个党的。”短短一句话，胜过千言。

1949年4月23日拂晓，南京江面大雾浓重。第二舰队桅灯同时亮起，信号灯连闪三次，舰首齐转向北。炮口对准对岸，炮闩却全部抽出。解放军横渡时，江面鸦雀无声。这天中午，南京城门旗帜更迭，蒋介石苦心布置的“江防”顷刻瓦解。
紧接着，国民党计划炸毁江南造船所并押走三百名技术员。郭寿生赶到厂区，用海军旧识身份拖住接管组，将关键机床标成“损坏待修”，用木箱塞满废铜烂铁运到码头，真家伙全部藏进仓库。三天后，解放军入城，机器、人手完好无损留在了上海。
建国后，郭被聘为海军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常年蹲在船坞，跟技术员探讨舰炮射控。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靠人，不靠奇迹。”1961年那次住院，他拒绝了特批的疗养名额，坚持用普通病房，“给新兵让路。”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老同志放心，你留给我们的船，早下海了。”

1967年，郭寿生病逝，年仅六十六岁。悼词不长，只写了八个字：忠诚隐忍，一心为公。时至今日，江南某座干船坞的银灰色门楣下，还能看见他当年留下的小字：
“海阔凭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