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狱中蜷缩成一团，等待出狱。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在上海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1962年4月6日下午，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慢慢打开,阳光照进来，一个老人弯着腰走了出来。


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嘴唇发紫发黑，头发全白，牙也掉光了,看守在后面催他走快点，说家里人来接他了,他想开口说话，却只能发出嘶哑的气声。


其实他才56岁，可看上去像个八十岁的老人，来接他的是大儿子，在纺织厂上班，一个月挣32块钱。


父子俩回到虹口区一间只有十五平米的小屋子里，三代人挤在一起过日子，而他的妻子盛佩玉，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


谁能想到，这个落魄的老人，当年是上海有名的阔少，他外公是清末大富豪盛宣怀，家里收藏名画古董，书房里挂着唐伯虎的真迹，他请客的时候，甚至会把抽屉一拉，让人自己拿钱用。


就在四年前，他因为一封信被判了十年，那封信是写给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1958年，他弟弟在香港重病，他自己没钱，只能写信求项美丽寄1000美元来救急，可这封信被截下来了。


其实这1000美元，本来就是他以前借给项美丽的，她后来还给他，他再转借给弟弟，本来就是个正常的往来，但在当时，这件事却被当成问题，成了定罪的理由之一。


他和项美丽的认识，要从1935年说起，在一场宴会上，两人一见如故，很快走到一起，他那时候刚从剑桥回国，穿西装、讲究体面，在上海办出版社、出杂志，《论语》《人间世》这些刊物都跟他有关，文化圈里很有名气。


他结婚的时候，给妻子盛佩玉送了一整套祖母绿首饰，还附上一张30万存折，当时这笔钱，能在上海买好几栋洋房。


婚前妻子就定了规矩，不准乱来、不抽烟、不赌博，他全都答应了，但后来还是和项美丽在一起，还一起办刊物、翻译书。


盛佩玉发现后，没有大吵，只是默默接受，还提出晚上必须按时回家的要求，后来她甚至慢慢认可了这种关系，三个人还能一起出门逛街。


抗战时期，项美丽用外国身份帮他保住了印刷厂，他写感谢信，还是妻子帮他起草的。


后来项美丽去了香港，又爱上别人，还生了孩子。他也没有翻脸，反而写信祝福。


1955年，他因为和外国人来往被叫去调查，他主动把和项美丽共用的打字机拿出来说明情况，别人问钱是谁出的，他明明知道是对方出的钱，却还是说是自己出的，他觉得男人不该让女人掏钱。
这种性格，在当时反而成了不利的证据。


进了监狱后，他的日子过得很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吃稀粥，他在墙上用指甲划记号记日子，刚开始还会想起以前的生活，比如书房里的画，家里的车和司机，时间一长，这些记忆也慢慢淡了。


几年后，他的牙开始掉，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牙龈肿了很久，牙一颗颗自己脱落，他把掉下来的牙擦干净，收在枕头里，后来竟然攒了十几颗。


1962年出来后，他回到那间小屋，第一顿饭，他拿着一个有缺口的搪瓷碗，手一直在抖，盯着那个缺口看了很久。


后来有人找他做翻译，他就接活干，每天趴在小桌子上写字，用一支旧钢笔，写错一个字，他就把整张纸撕掉重写。孙子觉得浪费，他却说，字错了意思就变了。


年轻时他为了封面颜色不对就重印整批书，晚年却用裁下来的纸条贴在牙龈上止疼。


他的讲究没有变，只是从富贵时候的精致，变成了穷困里的坚持。


1966年，红卫兵上门，他正在洗碗，听到动静就说自己就是要找的人，后来被批斗完，儿子把他背回家。


他趴在儿子背上，问自己重不重。儿子说不重，他却感叹，当年自己背父亲的时候，人也很轻。


1968年，朋友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开始抽鸦片，连续几天不间断。儿子劝他，他只是淡淡说知道了。


同年5月5日晚上，他安静离世，62岁，走的时候还欠着医院和房租的钱，一分钱也没留下。


直到1985年，他才被平反，那时已经去世17年了。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