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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钱钟书追求燕大校花赵萝蕤,赵萝蕤根本没看上,而是喜欢当时一文不名的穷

1932年,钱钟书追求燕大校花赵萝蕤,赵萝蕤根本没看上,而是喜欢当时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原因非常简单又实际——长得好看。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民国才女写真》:偶尔遇见的传奇)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赵萝蕤与陈梦家的婚姻是一段常被提及的往事。

这段关系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两位主人公皆是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

更在于其起始于一种超越世俗常规的,近乎纯粹的审美吸引。

又在随后波澜壮阔又动荡不安的岁月里。

经历了相濡以沫的扶持与近乎毁灭性的磨难,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赵萝蕤出身于典型的书香门第。

其父赵紫宸是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教育家,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赵萝蕤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中西学教育。

她天资聪颖,16岁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后又成为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早期研究生之一。

她才华横溢,精通英语,热爱文学与音乐,加之容貌清丽、气质出众,被誉为“燕大校花”。

是当时北平学界备受瞩目的才女。

在她身边,不乏追求者,其中就包括了后来以博学与才华著称的钱钟书。

在许多人看来,钱钟书家世、才学俱佳,与赵萝蕤堪称“门当户对”的理想结合。

赵萝蕤的情感选择却出人意料。

她倾心于陈梦家,一位当时尚在求学、家境清贫的青年。

陈梦家是赵紫宸的学生,时常出入赵家,因而与赵萝蕤相识。

他来自浙江上虞的普通家庭,经济拮据,但敏而好学,在古文字学与诗歌创作上已崭露头角。

尤为时人乐道的是,赵萝蕤后来曾坦率地承认,最初深深吸引她的,是陈梦家俊朗儒雅的相貌与沉静从容的气质。

这种始于“颜值”的倾慕,看似感性直接,却也暗含了她对某种精神气质的直觉性认可,而非对世俗地位或财富的考量。

这段恋情遭到了赵萝蕤家庭的强烈反对。

父亲赵紫宸对女儿选择一位前途未卜的穷学生深感忧虑,曾试图以中断经济资助等方式劝阻。

但赵萝蕤性格独立,意志坚定。

她不惜动用自己有限的奖学金,甚至向友人告贷,以维持与陈梦家的交往,并支持他的学业。

她的执着最终使得家庭做出了让步。

1936年1月,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主持下,两人在燕园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婚后,这对学者伉俪在学术上互为砥柱,共同精进。

赵萝蕤在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领域成就斐然,年仅24岁便以翻译艾略特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长诗《荒原》而震惊文坛。

陈梦家则潜心于甲骨文、金文、简牍等古文字学研究以及商周考古。

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考据,迅速成为该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随校南迁,在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教学与研究。

战时条件极其艰苦,联大又有“夫妇不能同校任教”的规定。

为支持丈夫的事业,赵萝蕤毅然放弃了在联大的教职,甘居幕后,操持家务。

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仍坚持利用间隙进行翻译与学术阅读,显示了巨大的牺牲精神与坚韧的品格。

抗战胜利后,陈梦家曾受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赵萝蕤随行并借此机会深造,获得博士学位。

尽管海外有着更优越的研究环境,他们心系故土。

于1940年代末毅然回国,渴望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陈梦家受聘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并主持文物陈列室的工作;赵萝蕤则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此时,两人正值学术盛年,本可大有作为。

然而,时代的巨变很快将他们的个人命运卷入激流。

自1950年代中后期起,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开始冲击学术界。

陈梦家因在文字改革等问题上坚持学术见解,受到批判,并被下放劳动。

赵萝蕤作为“家属”受到牵连,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不公正待遇,身心健康严重受损,一度出现精神问题。

更大的灾难在1966年降临。

在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中,陈梦家遭受了更为剧烈的冲击与迫害。

在经历了漫长的批判、羞辱与肉体折磨后,这位才华横溢、生性耿直的学者,于绝望中选择了自尽,年仅55岁。

丈夫的惨死,对早已身心交瘁的赵萝蕤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

她陷入了长期的精神痛苦与疾病折磨之中,境遇凄凉。

直到1970年代末,社会拨乱反正,陈梦家才得以平反昭雪。

赵萝蕤的名誉得以恢复,并重新回到北京大学任教。

尽管深受精神疾病的长期困扰,她在神志清醒时,却爆发出惊人的学术生命力。

1998年,赵萝蕤走完了她坎坷而丰盈的一生。

赵萝蕤与陈梦家的故事,始于清华园内一次不循常规的、追随本心的选择。

这份选择,让他们在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岁月里相依为命,共同守护着对学术的真诚与热忱。

他们的个人遭际,深刻烙印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轨迹与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

从“颜值”的吸引,到患难与共的深情,再到惨烈悲怆的终结,这段往事不仅是一则关于爱情与婚姻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