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越南与中国和谈时，武元甲希望与杨得志会面，杨得志为何拒绝见面？
1989年冬夜，河内外交部旧楼的灯亮到很晚，几份给政治局的备忘在桌面散开，其中一行字特别醒目：建议次年北京亚运期间，由武元甲对华传递“友好信号”。这成了越南高层重新评估对华路线的起点。
回到十年前，1979年2月17日凌晨，广西边境炮声划破山谷。越军前线通讯迟滞，河内总参的电话几乎被急报挤炸。彼时执掌国防部的并非功勋卓著的武元甲，而是黎笋亲信文进勇。真正的统帅，被安排去视察计划生育试点，他苦笑也无可奈何。
外界常把武元甲的失势归咎于那场边境冲突，其实导火索更早埋下。1975年西贡解放后，胜利者面临的是权力再分配。黎笋主张全面亲苏，与北京渐行渐远，而武元甲从抗法时代便与中国军界走得近，立场显得刺眼。为了削弱其影响，黎笋先是撤掉总参谋长黄文泰，再把孔雀石色军装的青年军官补进要津，层层切断元老的指挥链。

越南庙堂的暗潮，却让北京方面嗅到对手内部并非铁板一块。2月作战开始后，中国西线由许世友、杨得志二老帅坐镇，配合空降兵与装甲突进，三天突破高平防线。越军主力第346师被击溃，谅山门户洞开。武元甲虽不在指挥席，却被扣上“备战不力”之帽。
“他们年纪大了，顶多放几炮示威。”战前，某次内部会议上，武元甲曾如此评价杨、许二人。自信的底牌，一是三条梯次防御工事，一是苏联远东兵力牵制中国北线，三是越军长年雨林作战经验。结果，防线被穿插，莫斯科只发出几份照会，王牌师在炮火中失去了番号。
3月6日，中国部队宣布撤军。表面看越南保住领土，实则北部工农业体系被打成蜂窝。更要命的是，柬埔寨战场补给线被迫收缩，国库开始“漏油”。战争结束后短短两周，武元甲被免去副国防部长头衔，转管教育。一次会议休息间，有官员听见他叹气：“打仗三十年，最后改教材。”

战争记忆在杨得志那里则完全是另一幅画面。3月初，他在龙州野战医院看望伤员，一名青年排长握住他的手没说话，直到去世。医生统计，这次作战我军阵亡6954人。回京后，杨得志写了十九页作战总结，末尾一句是：“若再有同类行动，必须让每一位战士带着荣誉而非遗憾归来。”
1986年黎笋病逝，革新派崛起。国内经济捉襟见肘，军事压力又来自柬埔寨、老挝方向，越南不得不考虑缓解北部边境紧张。武元甲获得一次象征性“回归”，担任政府科学技术顾问，职务空洞，却给了他重启对华渠道的机会。
1990年9月，他随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据陪同人员回忆，飞机落地前，他忽然合上文件夹，说了句：“如果能同杨上将握手，该多好。”全程中文，语调很轻。驻华使馆立刻向中方递交会面请求。

事情却没成。杨得志此时已近七十，正在南京军区医院复诊腰伤。更深层原因是，他始终没能从牺牲者名册上移开目光。传闻中，他对工作人员说：“我不可能见他。”短短七个字，拒绝了这场象征历史和解的会晤。
有意思的是，外交部礼宾司后来仍为武元甲安排了颐和园参观行程，与多位老朋友短聚。照片里，他微笑着举杯，可那天晚上回到下榻处，他独自坐在窗前看长安街灯火到凌晨。

这一年的秋风带来新的气象。老山前线的枪声渐次停歇，边贸点的集市重新开张，雲南小贩的普通话与越北乡音交织。官方谈判桌旁，武元甲的名字被写进了“顾问”名单；另一角，杨得志的椅子始终空着。
1992年，越方出版《总司令回忆录》，最后一个章节提到1979年的“严重挫折”。作者语气平静，没有推诿，却也没有提到那次未能实现的握手。几位翻译觉得遗憾，他却摆手：“历史的账簿，不用再多写注脚。”
他的日记停在2003年：“愿邻里重归平安。”那之后三年，武元甲辞世。第二年，杨得志也离开人间。直到今天，中越边境山岭植被已覆满战壕。档案里那页纸至今依旧平整，只是再也没有新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