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陈毅逝世，悼词中“有功有过”四字被毛主席审阅后亲自划去，其中有何深意？
1972年1月7日凌晨，北京301医院的窗外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值夜的年轻军医记录完血压，合上病历时仍不敢相信上一刻的心电图已经拉成直线。陈毅走了，终年71岁。
消息在早上六点送到中南海。周总理听完汇报，只说一句：“立刻通知主席。”电话挂断，他披上大衣就往医院赶。途中，他让秘书把陈毅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60年代主管外交的主要事迹，一条条整理出来，语气里透着急切——这不仅是悼念需要，更是留给后人完整的记录。
回到1970年9月。那时陈毅在郊区参加体力劳动，肚子时不时撕扯般疼，最初被当作阑尾炎。止痛针扎了又扎，症状却愈演愈烈。张茜看着丈夫弯腰走路，咬牙写下求助信：“总理，请批准他回京检查。”周总理批示当天就批复，专机连夜起飞。1971年1月，详细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结肠癌晚期。医生建议立刻手术，可他只问：“能不能不耽误工作？”得知实情后，周总理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适当保密”，这在当时是对高级干部常见的“心理保护”。陈毅却感觉到了什么，常自嘲：“枪林弹雨没要命，居然败在小肚子。”话说得轻巧，身边人却笑不出来。

12月26日，他忽然从昏迷中清醒，向护士要一碗热面。“今天主席生日，长征路上我们也就这么吃顿热食。”护士以为他神志不清，叶剑英恰巧探视，握着他手轻声道：“老总，安心养病，主席惦记着你。”当时他只是点头，却在床头的草稿纸上写下“北伐起义，半生风雨，皆为人民”十二个字，字迹已显颤抖。
1月6日下午，叶剑英捧来毛主席亲笔信。信中寥寥数语，关怀却沉甸甸。陈毅笑着用手势示意要看，但终究无力展开，只用微弱声音说：“谢谢主席，也替我问候周总理。”晚上十时许，他停止呼吸。周总理、朱德、刘伯承等人赶到病房，气氛凝重。朱德抬手摸了摸被角，长叹一句：“老陈，走得太急了。”

四天后，中央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由李德生主持。规格以中央副职为准，但许多礼遇比肩元帅。悼词初稿送到中南海时，文稿里写着“有功有过”四个字。起草者自觉谨慎：特殊年代，凡人免不了有得有失。毛主席用粗硬铅笔在“有功有过”上划了重重一横，连改成“功大于过”都没留下，直接删去。他示意工作人员另起一句：“陈毅同志是我党的卓越领导人。”简单，却分量十足。
1月10日下午三点，八宝山礼堂内外布置已就绪。原本安排500人参会，临时通知扩至800人，西哈努克亲王夫妇的请柬也被批准。毛主席本不在名单之列。午后两点，他坐在卧室沙发上，反复看陈毅旧照，忽道：“去送他一程。”身边人面面相觑，会场立刻升级安保。那天冬风凛冽，主席拄着手杖，双脚浮肿明显，却拒绝轮椅。
灵堂内，花圈层层叠叠。张茜远远看到主席，眼泪瞬间决堤。主席扶着扶手，缓慢绕行，停在遗像前长久凝视。随后握住张茜的手，轻声叮嘱：“保重。”寥寥两字，把在场老战友都看红了眼。

悼词原由叶剑英朗读，主席到场后，周总理坚持自己致辞。他的声音一度沙哑：“陈毅同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卓著功勋……”说到“长征路断粮三日”，他哽咽停顿，全场再无人掩饰哭声。主席抬手抹了抹眼角，目光深沉。
西哈努克夫妇礼毕时向张茜鞠躬，称陈毅“是柬中友谊的奠基者”。这一幕映衬着中国外交舞台上陈毅的身影：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据理力争，1958年外宾面前风趣提琴，许多桥段至今仍被国外媒体引用。
陈毅去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讣告，全文未出现“有过”字样，体现最高领导人的态度。文件措辞的微小变化，往往隐藏政治温度。当年许多老干部因历史风云被反复评议，“功过”二字牵动无数人神经。毛主席的那一横，既是对战友的珍重，也向全党发出了无需再纠结于“过”的明确信号。

追悼会结束后，灵柩启程赴八宝山安葬。送行队伍里，老战士们胸戴白花，默然相随。刘伯承望着抬棺的年轻军人，自言自语：“过去淮海战役，老陈指挥若定，这些孩子还没出生呢。”话音落下，他快步跟上队伍，一如往昔并肩作战。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亲临战友的葬礼。七个月后，主席再未离开中南海。陈毅墓前的小松柏，数十年后依旧苍翠，而那支被重重划掉的“有功有过”，也随着历史的尘埃，留在了档案里的签批原件上，提醒后人：在动荡年代，语言往往成为最锋利也最温情的刻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