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丈夫援疆五年后，我在省城撞见其领导，他惊呼：你爱人去年就调回了，你怎么还不知情？

深秋的省城，风卷着梧桐叶在马路上打着旋。我抱着婆婆的病历本，在省人民医院的走廊里快步走着，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凌晨三点就起来排队挂号，折腾了一上午，终于把各项检查都做完了。正准备去取药，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惊讶的声音：“陈晚？你是江哲的爱人陈晚吧？”

我回头，看见一个穿着藏青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是王局长。他是江哲援疆前的直属领导，当年在机场送他们出发的队伍里，他站在最前面，拍着江哲的肩膀说“家里有我们，放心去”。我连忙挤出笑容打招呼，心里还在盘算着怎么跟他说江哲在新疆忙，没时间回来。

可王局长接下来的话，像一把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心脏：“对了，江哲去年就调回省厅了，现在都当副处长了，怎么没跟你一起来？你怎么还一个人带着老人看病啊？”

大脑嗡的一声，手里的药单飘落在地上。我蹲下去捡，手指抖得厉害，半天都捏不住那张薄薄的纸。王局长也意识到不对劲，连忙扶住我：“怎么了？他没告诉你吗？我们都以为他早就跟家里说了啊，调令下来的时候，他还请全科室的人吃饭了呢。”

我勉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可能……是他太忙了，忘了说。”说完，我抓起药单，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

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我看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城市，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五年了，整整五年。我守着那个只有我和婆婆、儿子的家，等他回来。

江哲去援疆的时候，儿子才三岁，话都说不利索。婆婆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关节炎，连下楼都费劲。我辞掉了做了五年的设计工作，找了个离家步行十分钟的文员岗位，工资少了一半，却能准时下班。每天早上五点，我准时起床做早饭，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去上班。下班接孩子，买菜做饭，给婆婆按摩腿，哄儿子睡觉，等一切都忙完，往往已经深夜十一点了。

江哲很少打电话。每次打过来，都是匆匆几句，说在忙项目，说那边条件苦，说信号不好。视频更是奢侈，有时候一个月都通不上一次。过年的时候，他只回来过两次，每次都只待三天，行李箱永远是打开的状态，随时准备走。我从来没有抱怨过，总觉得他在千里之外更不容易，我多扛一点，他就能少操心一点。

去年冬天，儿子得了重症肺炎，住院半个月。我白天在医院守着孩子，晚上赶回家给婆婆做饭，再拎着保温桶回医院陪床。那半个月，我瘦了十斤，眼睛里布满血丝。给江哲打电话，他说正在赶一个国家级的项目，走不开，让我多辛苦一点。我咬着牙说“没事，你放心”，挂了电话，在医院的走廊里蹲下来，无声地哭了半个小时。

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他早就已经在省城了。就在离我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住着单位分的房子，当着风光的副处长。他看着我一个人在医院里奔波，看着我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却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没有打过来。

回到家，我像往常一样做饭，给婆婆喂药，哄儿子睡觉。等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墙上那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江哲抱着三岁的儿子，笑得一脸灿烂，我站在他身边，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是五年前，送他去援疆的前一天拍的。

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无声的、汹涌的流泪，一滴一滴砸在地板上，晕开小小的水渍。五年的等待，五年的付出，原来只是一场我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第二天，我把婆婆托付给邻居阿姨，然后坐车去了省厅。我站在办公楼门口的梧桐树下，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江哲走了出来。他穿着崭新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比五年前胖了一些，也意气风发了很多。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两人边走边说，笑得很开心。

我没有上前，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他走到停车场，打开车门，那个女人自然地坐进了副驾驶。车子缓缓开走，我站在原地，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里。

回到家，我给江哲发了一条短信：“我昨天在医院见到王局长了。”

不到一分钟，电话就打了过来。江哲的语气慌乱得不成样子：“晚晚，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我调回来之后事情特别多，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我还在看学区房，想给你和儿子一个惊喜，等房子装修好了，再把你们接过来。”

我握着手机，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惊讶：“江哲，五年了。我等了你五年。你回来一年了，却连一个电话都舍不得打给我。我不需要什么惊喜，我只需要一个诚实的丈夫。我们离婚吧。”

江哲在电话里急了，语无伦次地道歉，说他错了，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没有听，直接挂了电话，把他的号码拉黑了。

三个月后，我和江哲办完了离婚手续。他想要儿子的抚养权，我没有同意。法院把房子和孩子都判给了我，他每个月支付抚养费。

现在，我重新找了一份设计工作，虽然忙，但很充实。儿子上了小学，懂事了很多，周末的时候，我会带着他去公园散步，去郊外爬山。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