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坦言：当年并不想归还香港，考虑过发动战争。因“福克兰群岛战争”声名鹊起的撒切尔女郎，一上台就把“保英领土”的态度搬到了香港问题上。

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深刻反思了自己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透露出当时她对香港归还的强烈反感，以及一度考虑过采取军事手段来保住香港。此观点并非偶然，而是与她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所获得的政治资本密切相关。福克兰群岛的军事胜利让撒切尔的声望急剧上升，给她一种错觉，认为军事威慑可能在其他地方同样奏效，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
 
在撒切尔看来，香港不仅是英国的海外领土，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资产。80年代初，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数以亿计的英资和跨国企业依赖香港市场进行亚太区域的扩展。因此，撒切尔对香港的看法远远超出了其战略意义，她视之为英国维持全球经济地位的支点之一。对于她来说，香港的“租期”即将到期，而英国失去香港可能意味着丧失一个与中国和整个亚洲经济互动的关键纽带。这种战略考量让她在谈判初期强烈反对交还香港，甚至提出保留香港行政管理权的方案。

然而，尽管撒切尔坚信，保留对香港的控制将有助于英国的长期利益，但她也深知，英国与中国的谈判并非如她想象中那样简单。中国坚定要求恢复对香港的主权，拒绝承认任何条约效力，特别是在殖民时期签署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上。撒切尔在回忆录中提到，中国的立场无可动摇，而且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在不断上升，这使得英国在谈判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福克兰群岛战争的胜利，虽然增强了撒切尔的政治地位，但也让她在某些外交决策中产生了过度自信。她认为通过威慑或使用武力，英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其领土和利益，而香港问题便成了她这种思维模式的试金石。然而，军方的评估报告、美国的明确表态以及中国巨大的军事力量让撒切尔清晰地意识到，依靠军事手段解决香港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驻港英军规模有限，仅有约8000人，而中国军队的规模远远超过英国。

撒切尔逐渐转向谈判桌，认识到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香港不仅仅是英国与中国的争议，更是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一部分。此时，香港股市因不确定性而剧烈波动，社会动荡不安，外国投资者和英国商界都迫切希望看到局势的稳定。撒切尔的“现实主义”开始发挥作用，她明白，任何以军事威胁为核心的外交策略都会导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失败。

1984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将在1997年7月1日归还中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保持50年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协议不仅为香港回归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撒切尔在外交政策上留下了一个复杂的遗产。尽管她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这一结果的失望和沮丧，认为这是英国在全球影响力下降的象征，但她也不得不承认，协议的签署最终避免了香港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崩溃。
 
撒切尔的回忆录揭示了她在香港问题上的内心世界和外交斗争，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复杂国际局势时的取舍与妥协。她虽然在香港问题上失去了部分战略目标，但她为英国未来与中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并为香港的持续繁荣提供了政策保障。这些成果，尽管她在回忆录中时常对自己的外交决策感到不满足，但无疑是她政治遗产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