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春叩问

——1969—1973年，那四本改变我认知的书

时光退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服役，因执行徐州市支左任务，得以接触到一批当时难得一见的书籍。其中四本悄悄走进我的青春，以雷霆万钧之力撞击心灵。即便五十余载岁月流转，当年读书时的震撼与沉思，依旧清晰如昨。

这四本书，皆是那个特殊年代内部发行的读物，不在公开书店售卖，却在机关、学校、工厂、知识分子与学生知青中悄悄流传，成为一代人思想觉醒的隐秘火种。

一本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由日本留苏学生新谷明生、足立成男等人所著。这本书以亲历者的视角，冷静剖析彼时的苏联社会，让我们第一次从外部视角看清：曾经的社会主义榜样，已然出现特权阶层、等级分化与官僚主义滋生的现象，成为当年国内批判“苏修”最具冲击力的读物。

另外三本，是苏联作家的经典小说：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以及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三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共同勾勒出一个时代变局下的苏联社会，成为我们观察理想、权力与人性的镜子。

在这几本书里，最让我魂牵梦绕、触动至深的，当属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小说以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十年代中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工人家庭五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有人坚守工厂初心，有人深耕技术理想，有人钻营投机、攀附权力，有人在时代洪流中迷失堕落。

作品的核心，是理想坚守与社会变质、官僚作风与自由化思潮的激烈碰撞。柯切托夫立场鲜明，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批判修正主义与西方化倾向，用滚烫的文字歌颂工人阶级的正直、坚韧与力量。书中的老工人普拉东·叶尔绍夫，硬骨头、认死理、不向歪风邪气低头，成为我心中正直之人的模样；而投机钻营、踩着他人往上爬的阿尔连采夫，又让我看清人性深处的阴暗与贪婪。这些人物鲜活真实，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在部队、在工厂、在机关都能找到影子，读来令人扼腕、令人警醒。

那个年代的我们，思想单纯而赤诚，满心都是信仰、原则与党性。读书，开拓人的视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经常思索：国家的命运以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前途。《叶尔绍夫兄弟》早已不是一本普通小说，它抛出的是直击灵魂的追问：革命胜利之后，党会不会变质？干部会不会沦为特权阶层？工人阶级的初心与地位，能否始终坚守？这些在当时不便明说的思考，借着这本书找到了出口，让我在支左一线更清醒地审视时代与自我。

柯切托夫的另一部作品**《州委书记》，则将目光投向官场，直面权力斗争、官僚主义与弄虚作假，冷峻犀利地揭开体制内的阴暗面，读来让人时刻保持清醒；白俄罗斯作家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基调清冷压抑，讲述正直干部被排挤、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碰壁的无奈，满是理想陨落的悲凉。

四本书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洗礼：《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让我们警惕道路偏离，《州委书记》让我们看清权力风险，《多雪的冬天》让我们体会理想困境，《叶尔绍夫兄弟》让我们坚守人性初心。

在那个书籍匮乏、思想相对封闭的年代，这几本书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认知的局限。我们读的从来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沉浮、人心的冷暖、信仰的重量。它们教会我，最可怕的从不是外部的风雨，而是初心的动摇、信仰的滑坡；让我在徐州支左与军旅岁月里，既坚定了理想，又保持了清醒。

半个世纪过去，当年在徐州读书的场景仍历历在目。那些文字带来的震撼与深思，早已刻进我的骨血，成为我一生做人、做事、坚守初心的底色。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一名老党员，当年书中引发的思考与担忧，并未随岁月远去，反而时常在心底萦绕，成为我长久以来的牵挂与困惑。时代在变，社会在发展，但当年那些关于信仰、关于初心、关于本色的叩问，从未过时。

这段与书相伴的青春记忆，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思想叩问，早已不只是个人的阅读往事，而是一代人对理想、对时代、对初心的永恒追问，值得我永远珍藏、永远铭记。

武汉 刘存英
202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