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1960年7月28日，戈壁滩上空卷起漫天黄沙，1390名苏联专家的花名册上，最后一行正在被划去，卡车引擎轰鸣，他们砸碎了设备，烧毁了图纸，甚至抢走了算盘，二机部部长刘杰站在风沙里，眼睁睁看着最后一名专家踏上归途。
 
就在车门关闭的最后一刻，那位苏联人突然凑近他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有王淦昌在，你们不用怕”那一刻，刘杰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主人，已经站在世界物理学的巅峰。
 
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副所长，掌控着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月薪3000美金，诺贝尔奖评委会正在讨论他的提名。
 
1930年在德国读研时，他提出了验证中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导师摇头拒绝，七年后，英国人查德威克凭这个方案摘得诺贝尔奖。
 
1941年在贵州湄潭的破旧实验室里，他用土得掉渣的设备写出了探测中微子的论文，提出“王淦昌-阿伦方法”没有仪器，没有资金，论文只能锁进抽屉，44年后，美国人莱茵斯用同样的方法获奖。
 
1959年，他从四万张粒子碰撞照片中捕捉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的踪迹，这是物理学皇冠上的明珠，整个西方学术圈为之震动。
 
1960年12月，一个雪夜，标着“绝密”的电报放在桌上，诺贝尔奖、3000美金、科研项目，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都被打上问号，1961年4月，北京二机部。
 
钱三强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国家要造原子弹，你得改名换姓、切断所有外界联系，工资从3000美金，降到200块人民币”54岁的王淦昌愣了几秒，三千金与二百银。斯德哥尔摩与戈壁滩，诺贝尔奖与人间蒸发，他说：“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王京”这是九所花名册上新添的名字，没有电脑，只有手摇计算器和算盘，算盘珠子敲得噼里啪啦，像窗外的大雨，用最原始的工具，算最复杂的核裂变方程，这简直像在刀尖上跳舞。
 
1962年初，实验室里气氛凝重，一份关键数据算了三遍，得出的结果却怎么也对不上，所有人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页页翻着算纸，眼睛熬得通红，这时候，54岁的王淦昌走过来，沉默地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第47步，小数点点错位了”。
 
全场寂静，就这一小数点，差点让整个项目全盘皆输，这种神一般的精准，正是苏联专家敢放话“有他就够”的底气。
 
1962年夏天，爆轰实验现场，55岁的王淦昌亲自上场搅拌TNT炸药，毒气四散，随时可能出事，他的血压高得吓人，但就这样守在炉子旁，一遍遍调配比例，直到找到最完美的引爆配方。
 
有一年除夕，回不了家的“王京”和邓稼先在工地帐篷里守岁，西北风呼呼地刮，帐篷四处漏风，被子上结着一层薄冰，邓稼先忽然激动地说：“叫了这么多年王京，今天，让我叫你一声王淦昌吧”话音未落，两位为国奉献的科学家已经泪流满面。
 
17年，整整17年，“王京”这个名字像一个封印，把王淦昌从人间蒸发，沙漠深处，一声巨响，蘑菇云冲天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西方媒体纷纷猜测：代号“K.C.Wang”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
 
他们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顶着风沙，在试验场啃着冷馒头，苏联人的预言应验了，有王淦昌在，中国这场仗，绝不会输，但原子弹成功后还有氢弹，氢弹成功后还有核潜艇，王淦昌像钉子一样钉在荒原上，又整整17年。
 
1978年，核武器研制解密，71岁的王淦昌终于踏上回家的路，北京老街的木门孤零零立着，那是妻子吴月琴守候的灯光，17年的生死未卜，17年的音讯全无，妻子站在灶台前，轻声说：“下班洗手吃饭。”
 
1964年，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同一年，王淦昌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科学设想：用激光打氘冰靶进行核聚变，这个想法领先世界数十年，如果公开发表，很可能是又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突破。
 
但那时候，他叫“王京”隐姓埋名的身份不允许他公开发表任何论文，第三次，他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祖国需要他“消失”解密后的王淦昌没有停下脚步，他牵头组织了“863计划”为中国高科技发展绘制宏伟蓝图。
 
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先进能源技术，这些后来改变中国面貌的重大工程，都与这个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像一棵坚韧的胡杨，扎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信息来源：苏州新闻网-“我愿以身许国！”——追忆常熟籍“两弹”元勋王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