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能冲上热议，根子不在“大家不想做好事”，根子在“做好事太容易倒霉”。近一两年，类似事一件接一件冒出来。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025年9月湖南尹先生的遭遇，他带儿子去医院看病的路上，看到一位推车老人摔倒，没多想就上前扶了一把，这本是件积德行善的事，没想到却成了他长达十几天的噩梦。

老人家属一口咬定是尹先生撞的人，张口就要3万块赔偿，还威胁说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把尹先生逼得精神恍惚，班也没法上，天天四处奔波找证据，就为了自证清白。

最后还是在一处隐蔽的角落里找到了监控，才证明自己的电动车和老人的自行车压根没接触过，真相大白后，老人家属就扔下一句“对不起”，拍屁股走人了，连尹先生请假找证据的误工费、交通费都没提一句，更别说赔偿他这些天的精神损失了。

这事传到网上，网友们都炸了锅，不是骂老人家属，更多的是共情尹先生，毕竟这种事太有代入感了，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哪天遇到老人摔倒，好心帮忙后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很多人都说，尊老爱幼是咱们的传统美德，怎么现在大家都变得这么冷漠了？其实真不是冷漠，是被一次次的“好心没好报”伤透了心。

就拿尹先生的事来说，他本来是出于善意，结果呢？十几天精神恍惚，耽误工作，花了不少钱找证据，最后只换来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这种委屈换谁都受不了。

更可气的是，有些老人和家属，明明知道不是人家撞的，还是要讹人，说白了就是觉得“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反正讹成了就赚一笔，讹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大不了道个歉，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才是最让人反感的。

这也是关键所在，讹人的成本太低，而维权的成本太高。

尹先生为了自证清白，花了十几天时间，跑遍了事发周边，找遍了监控，要是没有那处隐蔽的监控，他可能到现在都洗不清冤屈，甚至可能真的要被迫赔偿。

而讹他的老人家属，不用花一分钱，不用费一点力，只要张口要钱，就算最后没拿到，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心存侥幸，觉得讹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就是要打破这种僵局，她建议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按敲诈勒索起诉，就算不能判刑，也要高额罚款，这其实就是要提高讹人的成本，让那些想讹人的人知道，讹人不仅拿不到钱，还可能要被罚款，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样他们才不敢轻易动歪心思。

说句实在的，这种建议真的太有必要了，你想啊，如果讹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谁还敢冒着被罚款、被判刑的风险去讹人？到时候，大家扶老人的时候，就不用再小心翼翼地录视频、找证人，不用再担心被讹，做好事也能放心大胆地做。

其实，大多数老人都是善良的，讹人的只是极少数，但就是这极少数人的行为，破坏了整个社会的信任，让大家不敢再轻易做好事。

有一些老人，可能是摔倒后脑子不清醒，误以为是被人撞的，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讹人，至少要先弄清楚事实，不能凭着自己的猜测就冤枉好人。

还有些老人的子女，为了钱，故意教唆老人去讹人，这种行为就更过分了，他们不仅践踏了别人的善意，也丢了自己的脸面，甚至可能触犯法律。

有人可能会说，对老人太严厉不好，毕竟他们年纪大了，但我觉得，尊老爱幼是美德，但不能惯着那些不讲理、讹人的老人，该严惩就得严惩。

你对讹人的老人宽容，就是对好心人的伤害，就是在纵容这种不良风气。

试想一下，如果每个讹人的老人都能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讹人事件就会越来越少，大家也会越来越敢做好事，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大的热议，就是因为它戳中了社会的痛点，解决了大家“做好事怕倒霉”的顾虑。

现在的社会，不是缺少善意，而是缺少保护善意的机制，缺少对讹人行为的严惩。

如果能把李玫瑾教授的建议落到实处，对那些拿不出证据就讹人的老人，按敲诈勒索严惩，高额罚款，甚至判刑，那么我相信，扶老人被讹的事件会越来越少，大家也会重新敢做好事、愿意做好事。

其实，大家并不是不想做好事，谁不想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一把手？谁不想做个善良的人？但前提是，做好事不能让自己倒霉，不能让自己的善意被践踏。

所以说，李玫瑾教授的建议真的很有必要，不仅要严惩讹人者，还要完善相关的保障机制，比如让救助者被讹后，能顺利追偿自己的损失，比如进一步推广杭州的举证倒置规则，让救助者不用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自证清白。

只有这样，才能让好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能让善意得到保护，才能让“扶不扶”的纠结，变成“敢不敢”的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