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我国实行3+1+2新课改以来，历史专业被学生大面积放弃的故事再次登上了舆论的焦点。《南方周末》就发表调查文章指出物理和历史之间的选择比在各省市中呈现出七三开甚至八二开的现状。不少非头部学校的历史老师甚至出现了无课可上的情况。

这一新闻迅速引发了舆论的迅速讨论。虽然各自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如此畸形的比例本身是高校专业招生引导的结果。

选择物理方向的学生可以报考大约90%的大学专业，而选择历史方向的学生则只能覆盖大约50-60%。几乎所有理工科、医学以及大部分经济金融类专业都明确要求物理。这意味着在高一就做出的这个选择，实质上是一次关于人生可能性的赌注：选物理是保留最大选择空间，选历史则是主动收窄未来的道路。再叠加就业市场上理工科与人文学科之间巨大的薪资落差和职业前景差异，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几乎是必然的。

任何指责家长和学生的人必须理解，当高考作为中国社会近乎唯一的大规模阶层流动通道时，每一个学科选择都不再是认知偏好的表达，而是生存策略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学科在这里已经丧失了“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一本来面目，而彻底沦为博弈中的筹码。

历史不是作为历史被放弃的，而是作为一项低收益投资被放弃的。换言之，这是一个高度推崇绩效主义的时代所必然产生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绩效主义的问题也只能随着“内卷”的自我瓦解而终结。

不过，有一种舆论声音十分有趣。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有意推进理工科教育的权重。不得不说，这种说法恰恰反映了某些人历史记忆的匮乏。3+1+2这一模式之所以会被推出，就是因为在之前的3+3模式中物理和历史被大规模放弃。

现在让我们把重点回到刚才的绩效主义问题上。绩效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以结果和效率为核心的价值观，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将学科按“变现能力”进行排位的倾向。说得更具体点，当下中国社会——其实也包括全球大部分社会——运行着一套清晰的隐性价值等级：技术高于商业，商业高于管理，管理高于人文；可量化的高于不可量化的，“有用的”高于“有意义的”。

学生的选科行为不过是这套排序在高中教室里的忠实回声。一个程序员年薪三十万起步的社会，和一个历史学硕士月薪五千的社会，给出的价格信号是毫不含糊的。学生只是在诚实地阅读这些信号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指出，不止是中国，美国、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其人文教育占比同样在不断下降。

在这种视域下，教育不再是马克思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类解放的过程，而沦为了追求GDP增长和个人阶层跃升的工具。历史、哲学等学科由于无法像物理、化学那样直接产出专利、产品或高额薪酬，在功利化的评价体系中被视为“无用之学”。这种价值观通过家长、学校和社会舆论层层传导至学生。

但也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苛责家长和学生。高校本身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高校本身也被量化的考核指标、就业率排名所绑架时，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便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实用技能”的训练。

从短期来看，这种历史教育的缺失所产生的问题并不严重。毕竟历史教育拥有强烈的历史惯性，它的任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在接下来二三十年的尺度上才能有效观察。它最直接的当下影响也只是教师队伍和学校资源的失衡。

学校的资源配置向理科倾斜，优秀的文科教师面临边缘化甚至流失。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历史学科的教学质量，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选的人少，投入就少，教学质量下降，于是更少的人愿意选择。

更深远的影响是隐性的、累积的、可能要经过一代人才能充分显现的。历史教育的核心功能从来不是让学生记住朝代更替和条约签订的年份，而是训练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理解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非满足于简单归因；培养证据意识，学会追问"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发展对叙事本身的批判能力，意识到所有历史书写都有立场和选择；

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时间感和变迁意识，认识到现状并非天然如此，一切制度和观念都有其生成、演变和可能消亡的过程。

不少人认为这种历史学习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基于自己的兴趣进行补齐。这显然是过分乐观的预估。对于高度绩效化的内卷时代来说，兴趣本身是非常昂贵的事情。这种想法也没有注意到历史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即历史教育承担着构建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