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国挺以，欧洲反以？真相远比你想的复杂

2026年春天，当欧盟正式启动关于冻结《欧以联系协定》的内部磋商时，许多观察者将其视为一个标志性时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是在4月份直言不讳地表示，“以色列是中东唯一违反国际法的国家。”

桑切斯的说法显然缺乏历史的准确性。在中东找到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反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欧洲与以色列之间日益公开的敌视彰显了一个事实，欧洲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在陷入缓慢且不可逆的分裂之中。

要理解今天的裂痕，必须回到欧以关系的起点。以色列国的诞生与欧洲的罪恶感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否认的精神脐带。大屠杀之后，支持犹太人建国不仅是一项地缘政治决策，更是欧洲为自身道德破产寻求某种赎回的方式。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历史负疚感为以色列提供了一层几乎不可穿透的外交保护。德国尤其如此，历届政府都将对以色列的支持视为国家身份的基石。

问题是，对欧洲建制派而言，这种以道德为基础而非纯粹利益驱动的关系，具有一种强烈的普世进步主义倾向。它最终在逻辑上会导向这样一个问题，即以色列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对象，还是一个需要接受同等道德审查的行为体。

具体而言，欧盟的国际身份建立在一套价值主张之上。它不是通过军事投射、而是通过规范输出来定义自身在世界中的角色。人权、国际法、民主治理，这些不仅是政策工具，更是欧洲在后冷战时代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这种身份承诺会产生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当你声称自己是规则的守护者时，对任何违反规则之行为的沉默都将成为对你自身合法性的侵蚀。

在这一意义上，加沙的人道危机对欧盟构成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中东地缘政治的范畴。当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发布临时措施令，当联合国机构的报告一再记录平民伤亡和人道物资被阻断的事实，欧盟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两难困境之中：继续维持与以色列的正常关系意味着承认其规范性承诺是可选择性适用的，而采取实质性行动则意味着打破数十年来由历史罪恶感构筑的政治禁忌。

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又随着以色列和欧洲在战后不同的历史路径被进一步分裂。冷战结束后，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安全范式革命。欧洲建制派奉行一种高度康德主义式的想法。他们认为，曾经互相屠杀的民族可以通过制度、规范和经济相互依赖来实现永久和平。

以色列的安全观则在完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一个在建国第一天就遭受多国入侵的国家，一个其主要邻国长期拒绝承认其存在权利的国家，一个在不到一代人的记忆距离内经历过种族灭绝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安全。对以色列而言，安全不是抽象的制度安排，而是每一天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往往是军事的手段来维持的生存状态。

这两种安全哲学不仅不同，而且在逻辑上趋向互相否定。当欧洲说军事行动不能带来持久和平时，以色列听到的是你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我们面对的威胁。当以色列说没有军事威慑就没有生存时，欧洲听到的是你们在用恐惧为暴力辩护。在加沙危机中，这种对话的不可能性被推到了极致。欧洲看到的是不成比例的军事行动造成的人道灾难；以色列看到的是一个被恐怖主义逼入绝境的国家行使自卫权。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天真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些解释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欧洲体面人的话术。在这种话术之下，还又另一套逻辑也在发挥作用。反以色列在当今欧洲更像一个多义的容器，不同的政治力量向其中注入了完全不同的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欧洲极右派宣称的“伊斯兰入侵”。

极右派的话术自然有夸大的嫌疑，但欧洲内部人口结构的变迁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考量的因素。法国拥有约五到六百万穆斯林人口，德国约五百万，英国约四百万。这些群体虽然在政治立场上远非铁板一块，但在巴以问题上倾向于对巴勒斯坦抱有强烈的同情。在民主制度下，这种情感不可能不产生政治后果。当数百万选民在一个议题上拥有明确且强烈的偏好时，任何需要面对选举的政治家都无法完全无视它。

在右翼民粹主义自身的视角下，犹太人阴谋论的想法同样挥之不去。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焦虑不是巴勒斯坦人的人权，而是本国主权的丧失。在这种框架中，以色列之所以成为批评对象，并不是因为它对巴勒斯坦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犹太权力网络被认为过度影响了欧洲各国的内外政策。这种叙事直接承袭了欧洲最古老的反犹传统，尽管它通常以反全球主义或反精英的当代语言加以包装。

当然，欧洲的问题并不只是欧洲的问题，它同样是美国问题的投射。之所以在美国这一问题没有那么极端，是因为本届特朗普政府大体上还是有亲近以色列的倾向。但从深层次的结构上看，美国和欧洲完全处于相似的境地。这也是很多将这一问题视为跨大西洋裂痕的人没有注意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