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易中天递交完辞职信，头也不回地走了：“在这里待11年，连个教授都评不上，我还有什么好留恋的？”10年后这个“失败者”站在央视舞台上，一句“曹操要是活到现在，绝对是天天上热搜的霸道总裁”，让全国2亿观众记住了他！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武汉大学80后正副教授超百人 易中天曾破格留任）

1992年春天，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办完了离职手续。

他在这个校园里教书11年，课堂总是挤满学生，但他始终没能评上教授职称。

离开那天，他没有和太多人告别，只是默默将一些常用参考书留给了系里的年轻老师，然后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个人就是易中天，他的人生轨迹从这一刻开始转向。

在武汉大学的11年，易中天的教学成绩十分突出。

他的课生动有趣，能把古典文学讲得引人入胜。

教室里常常坐不下，有学生趴在窗台上听，这种受欢迎程度在当时的武大很少见。

那个年代的职称评审主要看论文和科研项目，课堂讲得好不好在评审中作用不大。

易中天发表过一些文章，也出过学术著作，但他的研究风格比较独特，喜欢把文学、历史、哲学混在一起讲，这种跨学科的路子在当时不太被认可。

有老教师觉得他把严肃的学术讲得太像故事，少了点学问该有的样子。

生活上的困难也摆在面前。

易中天一家三口住在学校分的老房子里，只有三十平米，厨房在楼道，卫生间要整层楼共用。

有学生回忆，曾看见他在小卖部门口转了很久，最后只买了包最便宜的洗衣粉，平时抽的烟也舍不得买。

教学上的成功和生活上的清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让年过四十的易中天开始思考未来的路。

就在这时，厦门大学发来了邀请，直接给教授职称，还分配一套两居室住房。

面对这个选择，易中天考虑了很久。

一边是工作生活了十一年的母校，有一批批喜欢他课的学生，另一边是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职称。

最终，他选择了改变。

离开时不少学生来送行，有人忍不住掉眼泪，但易中天没多说什么，只是安静地离开了。

到了厦门大学，环境变得宽松许多。

学校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做研究，不再用传统的条条框框限制他。

他的研究室变大了，书桌能同时摊开好多本书。

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起来研究。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他如鱼得水，写出的文章陆续在重要刊物上发表，在学术界慢慢有了名气。

2004年底，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找到易中天，想请他讲历史。

栏目编导有点担心，怕历史节目太枯燥没人看。

易中天琢磨了几天，想起菜市场里人们聊天时那种鲜活劲儿，决定换种讲法。

录第一期节目时，他顺口把刘邦比作白手起家的老板，把三国人物关系说成职场交往。

当时监控室里的编导很紧张，觉得这样讲是不是太随便了。

没想到节目播出后反响特别热烈。

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电视台电话被打爆。

2005年《易中天品三国》系列正式播出，收视率从很低一路升到很高。

接着出版的图书更是在市场上创造了奇迹，首印量很大，版税也很高，书店里这本书供不应求，加印了十几次还是不够卖。

易中天一下子从大学老师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化名人。

人红了，争议也跟着来了，一些学界前辈公开批评，说他把历史讲成了“段子”，失去了严肃性。

有老教授在学术会议上敲着桌子说，历史怎么能这么讲。

面对这些批评，易中天很平静。

他说史书上记载古人本来就很生动，为什么现在讲历史就必须板着脸？

他认为，让普通人愿意听历史、懂历史，比让历史永远躺在书本里更重要。

这场争论其实是两种观念的碰撞。

传统观点认为学问就该是严肃高深的，而易中天觉得学问应该走出校园，让老百姓也能听懂。

他讲的每个内容都有历史依据，只是在表达方式上用了大家更熟悉的语言。

这种方式恰好适合电视传播，也符合普通观众的接受习惯。

2008年，易中天受邀回武汉大学做讲座。

再次站在熟悉的讲台上，看着下面坐满的年轻面孔，他感慨万千。

讲到动情处，他说起当年在路灯下复习高考的冬夜，说起在武大教书的日子。

他说不是母校不好，只是那时候看不到前面的路。

这话说得很诚恳，是对过去的释怀，也是对自己选择的解释。

如今易中天已经70多岁了，还保持着每天读书六小时的习惯。

他家里书架上还放着武大时期的旧笔记本，扉页上字迹依然清楚：“做学问先做人，传知识先传心。”

最近修订《易中天中华史》时，他还特意嘱咐编辑，要把注释写得再通俗点，让普通人都能看懂。

去年厦门大学翻修研究室，工人问他那些被虫蛀了的旧书架要不要换新的。

他摸着书架上的虫眼说，这些窟窿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听说他现在正打算做给年轻人看的历史短视频，想用更活泼的方式讲历史故事。

这种不断尝试新方法的精神，让他总是走在时代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