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汉奸黄标被判死刑，到了刑场，黄标却很不甘心：“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了20万银元，却被当成汉奸，我不甘心啊！”

1951年湖北沔阳的刑场上，被反绑着跪在泥地里的黄标，用尽力气吼出了那句憋了十二年的话：“我不是汉奸！我每个月给新四军送20万银元！”

行刑的枪栓已经拉开，围观的乡亲们却只当这是死囚临死前的胡言乱语。

可谁也没想到，这句喊声，像一把钥匙，拧开了那段被尘封的、染血的真相。

那时候的黄标，在江汉平原的名声臭得能把苍蝇熏死。

日伪时期的“清剿团长”、“维持会长”，哪个头衔拎出来都够他死十回。

乡亲们朝他扔烂菜叶，家里的族老把他从祠堂除名，连他的老母亲，都因为受不了“汉奸家属”的骂名，在七十大寿那天悬梁自尽。

临死前，老人留下的遗书里，字字泣血地骂他是“黄门败类”。

可没人知道，1940年的那个深夜，襄南军分区司令员李人林找到黄标时，给他递了一杯毒酒般的“差事”。

李人林盯着他的眼睛：“老黄，组织需要你去做件脏活，打入日伪内部，当汉奸。”

黄标端着茶杯的手没抖，一口就把茶喝了：“只要能打鬼子，让我当狗都行。”

这话不是吹牛。

黄标利用自己在洪帮的威望，很快混成了日伪眼里的“红人”，当上了内荆河税卡的总管。

这位置油水大，来往商船都得向他交钱。

日伪以为他捞够了好处，其实他每晚都在灯下把银元分成两堆。

小的一份送去日伪司令部，大的一份用油布包好，趁着月黑风高，让心腹划着小船，悄悄送到新四军的秘密联络点。

每个月雷打不动，二十万银元。

这笔钱，占了当时新四军第五师军费来源的七成。

李先念师长后来都说：“黄标一个人，撑起了部队的半边天。”

除了送钱，他还把自家祖庙“玄灵宫”改成了地下联络站，庙底下挖了能藏一个排的地道。

有地下党员被抓，他提着烟酒去日军司令部“求情”，硬是把人捞了出来。

可这戏演得太真，连自己人都骗过了。

1945年日本投降，黄标带着600多号伪军起义，浩浩荡荡回到新四军驻地。

军分区司令员亲自迎接，副政委发来贺电，他以为自己终于能摘掉汉奸的帽子了。

可命运这东西，最爱捉弄老实人。

1946年内战爆发，黄标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养伤时两个警卫员卷着他的财物跑了，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剃度出家，扮成和尚在湖南乡下化缘，这一躲就是三年。

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他才找到老战友，进了公安局当情报站长。

可那几年的空白，让他的党籍和恢复名誉的事儿变得复杂起来。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来，黄标这种有着“厚重”伪职履历的人，自然成了靶子。

不管他怎么解释，基层干部只认档案上的白纸黑字：“伪团长”、“维持会长”。

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找不到一个能证明他身份的人。

因为那个能证明他的人，已经在战乱中失联了。

刑场上，黄标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心里比身上的伤还疼。

他不怕死，他怕的是背着“汉奸”的骂名进棺材，怕老母亲在九泉之下还以为儿子是个卖国贼。

所以当行刑官举起手时，他拼尽最后一口气吼出了那句话。

这声吼，恰好被路过的一位省厅老干部听见。

那人对当年新四军经费来源有印象，觉得事有蹊跷，立马拦下了行刑。

经过一番紧急核查，藏在档案馆最深处的那份绝密档案被翻了出来。

档案上清清楚楚写着，黄标，代号“赤胆”，直属特工。

虽然保住了命，但因为那段无法公开详述的潜伏经历，黄标还是没能完全洗清嫌疑，被判了十年徒刑。

1953年，他在武昌监狱里含恨病逝，直到死，都没能等到彻底平反的那一天。

俗话说：“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黄标这口苦水，咽了十二年，带了半个世纪。

直到1979年，湖北省高院才撤销原判，宣告他无罪。

1980年，武汉市公安局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2014年，在他去世61年后，他的骨灰终于被安葬进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墓碑上没写他送过多少钱，也没写他救过多少人，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隐秘战线的忠诚战士。”

这九个字，重如千钧，盖过了那一顶差点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汉奸”黑帽。

主要信源：（搜狐——1951年处决汉奸,副省长枪下救人:速送他回省!揭开汉奸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