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长期旅居美国的特务头子毛森，在生命垂危之时，向他的儿子吐露了心声：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回到那遥远的家乡再看一眼。
 
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曾担任国民党末代上海市警察局长的毛森，就在弥留之际，褪去了一身杀伐之气的他，紧紧抓着大儿子毛建光的手，断断续续地吐露了憋在心里大半辈子的心愿。
 
他不求什么荣华富贵，也不提过往的恩怨风光，只盼着有生之年能踏上祖国的土地，再回浙江江山的老家看上最后一眼。
 
毛建光为了让老父亲如愿，开始翻找旧物，在一个上了锁的破木盒里，他翻出了一大叠泛黄的信纸。
 
这些从来没有贴过邮票寄出去的信件里，压根找不到半点当年叱咤风云的特务影子，全是一个风烛残年老人对故土的痴念。
 
信纸上斑驳的泪痕旁，反反复复念叨的，是老宅院子里那棵大樟树，是磨米浆的旧石磨，是母亲当年腌咸菜的破坛子，还有村口那条长满野草的土路。
 
毛森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回不去，抗战那会儿他确实在日寇的酷刑下硬气过，但1949年逃离前夕，他那双沾满了几百名进步人士鲜血的手，成了横亘在回乡路上的万丈深渊。
 
眼看着床上的老父亲经常在昏迷中哭着喊娘，毛建光咬紧牙关四处奔走，就算被无数同乡因为害怕受牵连而拒之门外，他也没停下脚步。
 
几经周折，那些浸透了悔意与乡愁的旧信，托一位爱国华侨递交到了大陆有关部门的案头，苦苦熬了几个月，终于盼来了一纸附带严格纪律要求的探亲许可。
 
43年前的初夏，他下达了冷血的处决令后仓皇逃窜，,43年后的同一个季节，他坐在轮椅上，缓缓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的停机坪。
 
一路颠簸回到浙江江山界牌乡，一辈子算计人心的毛森，其实早做好了被乡亲们戳脊梁骨、吐口水甚至拿扫把赶出去的心理准备。
 
出乎他意料的是，当车子停在村口，迎接他的居然是一张张挂着笑脸的面庞和一句句带着浓浓乡音的问候。
 
在人群里，他还碰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退休老教师，那正是当年被他亲手扔进大牢的老班长，哪怕经历过生死劫难，老班长一句多余的指责都没有，几十年的血雨腥风，在那一刻被乡邻间最淳朴的宽容彻底融化。
 
毛森坚持从轮椅上站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到已经烧得焦黑的老屋废墟前，他伸出干枯的手指，在残缺的砖缝里摸索了很久，这一刻，名震一时的特务头子仿佛变回了从前那个叫毛鸿猷的寻常少年。

走到老宅门前那棵熟悉的大樟树下，他一把推开儿子的搀扶，双膝重重地磕在泥地上，满脸泪水地向着老树磕头，嘴里不断嘟囔着对母亲和乡里的亏欠。
 
他还憋着最后一口气，去了年轻时题过抗日豪言的江郎山，面对家乡满目苍翠的大好河山，看着山脚下成片金黄的稻田，他忍不住感叹老百姓如今是真的吃上了饱饭。
 
用尽全身仅存的力气，对着空谷大喊了一声亲娘，说自己的魂终于飘回来了，那凄凉的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
 
临行前，他把随身戴着的一块金表硬塞给了村支书，拜托大家拿去给村里修条平整的路，他又留下了一个装着一万美金的信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给孩子们念书以及感谢乡亲们的话，匿名给村里建了一所小学，算是弥补他过去的罪过和亏欠。
 
仅仅过了不到半年，1992年的深秋，这封迟暮的越洋信画上了句号，毛森在旧金山的医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墓碑在美国遥望着东方，而他的骨灰则由后人悄悄带回，埋在了江山的黄土下。
 
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是非功过如何评说，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那份对故土的疯狂眷恋，终归是人性底下最抹不掉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