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汤恩伯撤离大陆时丢下原配马阿谦,无依无靠的她只能求助新政府,开口提出的要求让接待人员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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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局势天翻地覆。
街边散落着旧军装和破烂行李,在闸北的难民堆里,一个穿粗布补丁衣裳的乡下女人显得特别慌张。
她不知该去哪儿找口吃的,没人能想到,这个看着土气的女人,丈夫竟是刚坐船逃走的国民党高官汤恩伯。
大军撤退时,那男人带走了金条、亲信和所有值钱家当,唯独把她这个结婚20多年的原配妻子,像丢破布一样留在了这座风雨飘摇的城里。
她叫马阿谦,以她这种身份留在当时的大陆,就像身上绑了炸药,谁都躲着走。
可肚子饿得咕咕响,比什么害怕都实在。
她心一横,低着头挪进了挂上新牌子的大门。
接待干部看到登记表上“汤恩伯”三个字,再抬头看看眼前面黄肌瘦、连笔都拿不稳的农妇,怎么也对不上号。
按照新规定,她这样的人,只要没跟着干过坏事,该救济还得救济。
干部拿出表格,准备给她登记,安排个住处,发点粮食。
表格推过来,马阿谦捏着笔,半天写不下一个字。
她不哭不闹,对干部说的救济粮也只是慌张摆手。
这个在田里忙活了大半辈子的女人,红着脸,用细得像蚊子叫的声音,说了个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要求。
她不要新政府的救济,只想请政府的人帮忙,给她那个跑了的男人汤恩伯捎句话。
话很简单,就是告诉他和儿子实在活不下去了,求他寄点钱回来,让孩子有口饭吃。
她恨不起来,还盼着那个早已心硬如铁的丈夫,能对“糟糠之妻”存一丝怜悯。
这荒唐请求被记录在案,但谁都知道,这话传不过海峡,即便传到,怕也如一阵风。
那是1918年,浙江武义的汤村,18岁的汤恩伯依父母之命,娶了永康秀才之女马阿谦。
乡亲们都说门当户对,马父认为女婿八字显贵,必有大出息。
婚后平淡,马阿谦生下一子,以为人生便是守着老宅相夫教子。
丈夫的心思早已飞离乡下,他嫌教书没前途,投身军阀队伍,渴望人前显贵。
在部队,汤恩伯深知需寻靠山。
他攀上了蒋介石的同学、军界要人陈仪。
凭借拼命表现,他成为陈仪心腹。
为牢牢绑定他,陈仪想以联姻加固关系,提出将受过新式教育的义女王竟白嫁给他。
只是,老家尚有原配,当被问及如何安置马阿谦时,这对汤恩伯并非选择。
一边是回老家当穷军官,一边是娶长官义女、保送日本、平步青云。
他毫不犹豫,选了后者。
1926年底,汤恩伯从日本镀金归来,一身笔挺军装回到武义。
马阿谦以为苦尽甘来,丈夫却无半句家常,将300银元拍在桌上,随之而来的是一纸离婚书。
这笔钱,买断了8年夫妻情分与她的整个青春。
她签字画押,拿钱带子,被请出汤家。
汤恩伯转身便在城里风光迎娶王竟白。
凭借这层关系,他官运亨通,28岁即成少将教育长,后手握重兵,威震一方。
他表面感恩陈仪,背地另寻高枝。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早已铺好后路,将大量黄金、家眷送至台湾,甚至在日本置产。
当陈仪持秘密起义计划前来,望他为和平出力时,汤恩伯满口应承,转身却将恩师与名单悉数出卖给蒋介石,以恩师头颅换取主子暂时的“信任”。
陈仪随后在台北被枪决。
妻子王竟白得知丈夫出卖并害死养父,心寒彻骨,携子远走美国,与之断绝关系。
这个靠背叛发家的男人,在解放军逼近上海时,弃守防线,携最后搜刮的金银登舰逃台。
他全然未想起,也无意管那位身在上海弄堂的前妻死活。
那个被他遗忘的女人,正陷绝境,旧币成废纸,家当将尽。
听街坊说新政府讲政策,她才鼓起勇气走进接待处。
她那心酸又天真的诉求未被为难,核实情况后,依政策她被列为困难户,获得基本粮食救济,街道还介绍了缝补零活。
凭此与自己的双手,马阿谦在上海弄堂扎根,将儿子拉扯大,过上清贫却安稳的日子。
邻居只知她是个话少勤快的妇人,无人深究其过往。
逃台的汤恩伯,日子急转直下,出卖恩师之举令人心寒,众人敬而远之。
他被削实权,挂“总统府战略顾问”虚职,门庭冷落,终日无所事事。
出卖一切换来的荣华,转眼成空。
1954年,他因胃病赴日手术,死于东京庆应大学医院的手术台,终年54岁,身边无亲。
消息报至台北,蒋介石只在报告上冷淡批了“死了也好”。
这个一生钻营,背叛发妻,出卖恩师的男人,最终在异国他乡的冰冷手术台上,孤独走完一生。
当年算命所言汤恩伯大富大贵,确曾应验,他攀至高处。
若将良心与情义尽作垫脚石,那根基便是腐朽的,爬得越高,终将跌得越惨。
